“……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于是天子(汉武帝)乃令……指求身毒国。至滇,……莫能通身毒国。”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最初没有打算来上信德。这里毕竟不如下信德的卡拉奇和塔塔古城有吸引力。我在一个摄影网站上,找到一些巴基斯坦人,然后发信征求他们的意见。第一个回复的是阿伽·瓦希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不来萨迦尔呢?”
印度河畔人家
于是到了萨迦尔,到了中国古籍称为“身毒”的上信德,它也是印度河进入信德之后的第一城。数不清的民族和征服者曾在这条从《梨俱吠陀》时代起就受到崇拜的圣河上熙来攘往,各显神通:希腊人、塞人、贵霜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兀儿人乃至英国人。只是不知道,在《摩诃婆罗多》中出现的那支名为“中国人”的“黄皮肤”军队,是否也曾驻扎在这岸边。
印度河边的七贞女墓,书上说是一位地方官员的墓地,而问旁边村落里的任何一个乡人,他都会告诉你如下故事:残暴的罗刹如何要霸占七位贞洁的女子,她们如何向天神祈祷恳请慈悲,于是大地裂开一条缝,吞没了七贞女,带她们脱离了这污秽的世界。
七贞女墓 本文图均为 Chris 摄
七贞女墓位于伸进河里的一个尖尖的小岬角上,虽然也多用蓝绿白色的瓷砖做装饰,却不是常见的波斯式或者蒙兀儿式。它没有陵园,只有一座高台。从下面的入口爬上几级阶梯,上到土台顶,七座古墓和一些小墓就直接端坐在几个砖台之上。墓身为黄色软砂岩,繁复的几何图案簇拥着中心的向日葵。周围几根约两米高的柱子,贴满了彩色釉砖。这种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与卡拉奇附近的乔可翰狄古墓群相同,据说是伊斯兰世界所独有。
站在七贞女墓的高台之上,看广袤的印度河滔滔南去。有江河的地方就有水上人家,萨迦尔也不例外。巴基斯坦人的族群观念十分浓厚。尤其是在旧时代,从事某一职业的人往往都属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族群,而且受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影响,还属于特定的种姓。不过萨迦尔的水上人家却有些特别,他们的来源没人能说清,也没有种姓,无论在从前还是现在,都是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族群。他们是河上自由的民族,船是他们的家,印度河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人们称他们为摩诃那人。
萨迦尔渔人的晚祷
下到河边时,差不多是正午,摩诃那人已经在船上或棚屋里休息了。蓝天白云,棚屋外面晒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河边三三两两地泊着小船,船头驾着宽大的桨片,有三个小孩子扑在船舷上,嘻嘻哈哈哗啦啦地戽水玩。姐姐发觉我走近了,招呼了两个妹妹,齐齐地回头看着我。
微笑和糖果是跟小孩子打交道最好的方式,甚至不用说话。在她们要跑开的时候,手一伸,摊开的手掌上出现几枚糖果,她们就会羞涩地慢慢向你靠近。大姐姐披着红底白圆点的头巾,拢着两个妹妹,怯生生地从我手里拿走糖果,分给妹妹们,然后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剥着糖纸。我操着仅会的几句乌尔都语,轻轻地问起她们的名字和年龄,仍然是大姐姐代为回答,脆生生地讲着我基本听不懂的信德语。我举起相机,三姊妹就更有些僵硬和局促了,不过还是很配合地站着没跑开。渐渐地开始有大人走出棚屋来,远远地指指点点,微笑和气地看着我。连印度河仿佛都温柔了起来,脉脉地听不到水声。
失落的印度教
河心小岛上那座寺庙叫娑多贝罗庙,是一处重要的印度教朝圣地。摆渡船把我送到了岛上。寺庙其实不怎么出色,除了山门和正殿外,大多砖墙灰面。正殿是大理石的拉贾斯坦式建筑,外墙上雕刻有诸天神、经传故事和明王上师。偌大一个寺院,似乎只有一位庙祝,头戴黄色小帽,眉心一点橘黄。进山门时,他看到了我,迎上来合什道了一声“Namaste”,然后领着我,打开所有大门,一间一间地介绍。他不大会英语,我也听不大懂他的乌尔都语,只是偶尔会从他温和的语音中,听到一些熟悉的神的名字“湿婆”、“悉多”、“哈奴曼”,时而还能闻到熏焚檀香的味道。
庙里来的,大多是来游园的当地穆斯林。我连比带划地问庙祝,上信德还有多少印度教徒?他肯定地告诉我:有的,不过比起从前少很多,而且大多居住在乡下。
印巴分治后,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大批迁往印度。随着他们离去的,还有古老劳鹿珈国的回忆,一个存在于上信德的强大印度教王国。劳鹿珈古国的居民主要是阿逻拉人。神话中,阿逻拉人是高贵显赫的刹帝利种姓,居住在遥远的北方。湿婆神第六次化身的持斧帕腊苏喇玛为报杀父之仇,24 次屠灭刹帝利,阿逻拉人避难逃到了上信德,在如今萨迦尔附近建起阿逻尔城,并逐渐形成劳鹿珈国。公元7 世纪前后,国力极盛,囊括整个信德和南旁遮普地区,治下有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祆教徒。玄奘大师游历至此,见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异道杂居”,“如来在昔颇游此国”。末代罗达希尔多次击退阿拉伯倭马亚帝国的侵略,最终败在大将穆罕默德·伊本·卡希姆手下,首级被割下送往大马士革。阿逻尔城破之后日渐衰败,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
上信德古国的艾哈默德古堡
阿逻尔古城遗址在萨迦尔郊外,车开半个小时的样子才到。司机领着走过一段土路,然后猛不丁往前一指:“阿逻尔。”我就这样一头撞进了阿逻尔城。这里与路上看到的普通乡间景致没什么两样:据说是城墙和屋脚的土埂横七竖八地交错着,丛生的杂草中,堆着残砖断石。古代旅行家记述的那些美轮美奂的万千宫室,都已化作了尘土。
唯一有古意的遗迹,是两堵残破的墙,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土丘上,白云默默。前面立了一块混凝土碑,说明是巴基斯坦国家保护文物,是那位少年将军卡希姆修建的“ 伊斯兰之门”清真寺。寺院原有的规模已经无迹可寻,残存下来的拱门朴素无华,墙上的格窗用泥砖简单堆成,可以猜想,在当时这是一座实用大于旌表意义的清真寺。
据说在战场上,卡希姆亲手枪挑达希尔王于马下,而不久以后,达希尔王的女儿们以自己的方式复了仇:她们充入哈里发的后宫之后,谎奏已被卡希姆玷污过。哈里发龙颜震怒,下诏赐死了卡希姆。他的声名也同失落的劳鹿珈国一样,渐行渐远。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都成为古老阿逻尔山丘上消散了的云烟。
5000 年前的城市
可能是来之前对上信德期待太多,当阿迦问起第一天感觉如何时,我的礼节性让他在电话那头都听出来了。“明天会有趣得多,”他这样说,“我安排好人了,带你去摩亨佐达罗看看。”
巴基斯坦曾经孕育了印度河谷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肇始于公元前5500 年,止于公元前1300 年。目前发掘出来的规模较大的遗址,主要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境内的哈拉帕古城,以及上信德的摩亨佐达罗,后者更有名。
摩亨佐达罗离萨迦尔大约200 多公里。路况不大好,颠颠晃晃足足五个小时才到。欢迎我们的是一座3 米高的“祭司王”塑像,是摩亨佐达罗出土的著名小雕像的复制品。不远处的小丘上,高高耸立着最显眼的建筑——贵霜时代(约公元前2 世纪)的大佛塔。佛塔是发现古城的机缘。当年印度考古官员寻访古迹,一位佛教僧人引着他来到这座几乎完全坍塌的佛塔前,希望重修。正是在随后的修复过程中,发现了佛塔下这座雄伟的古代城市。
摩亨佐达罗遗址 资料图
印度河水六次淹没这里,数千年的冲积,早已将当年那座悬在半空中的夺目城市洗尽铅华。普通砖石砌成的房屋,一间连着一间,窗户都背街开,每一户或每几户都有一口水井。民房之间,纵横着许多两米来宽的街道,乍一看并不起眼。但,如果这是将近5000 年前的城市呢?
摩亨佐达罗整个城市经过完善规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山丘上的内城,有城墙护卫,另一部分则是低地的外城。这里的古人十分注重公共卫生,每户人家都有单独的浴室,废水引排到街道两旁的公共排污阴沟,最后流出城市。其中最大的一段阴沟,居然有一人来高。光是这统一的市政排污系统,就比现在印巴许多地区都要先进了。
信德人与茶
阿伽有一张照片,一块平地而起的巨石,30 多米高。不是景点,阿伽却有心地发现了这里。我也因这张照片选择了巨石作为最后一站。
在巨石下,我遇到了几位牧羊人,黝黑的脸,粗大的手脚,乱蓬蓬的头发和扑满了灰土的库尔塔长袍。他们笑眯眯地打量着我,我也报以微微的笑,都有些拘谨,似乎不知道怎么克服语言的障碍。终于,其中一位迸出了一句“Chine ?(中国)”,我赶紧点头回答“je je( 是是)”。于是他们一起点点头“acha acha(好好)”,气氛融洽了很多。
我抬手抹了抹汗,一位花白胡子大爷马上站起来,打个手势问要不要喝水。我点点头,结果大家就马上张罗起来。打水,洗茶碗,劈柴生火,烧水煮茶,忙碌了十多分钟。最后大爷亲手在碗里加了几勺蔗糖,倒好茶,端到我面前。
“Chai(茶)。”他说。
就在这一瞬间,我觉得心紧了一下,然后舒展开到无限大,把荡漾的红茶、牧羊人、大石头,以及透过车窗看到的牛羊群、小邋遢孩子、红棕色大胡子都包了进来,通电一般欣欣然从记忆的二维平面上站起,围在大爷背后,热切地看着我,一起殷勤地说:“茶。”
大爷找出块红披肩,披在我身上,说:“这样你就像个信德人了。”
信德人!
我眼前闪过了一张一张的面孔:卡车窗里的年轻小哥,问我会不会讲信德语的和气老人家,马素木塔下帮我找了半个多小时钥匙的看门人,举着彩色风筝却在跟同伴兴高采烈玩玻璃弹珠的小男孩,镜头前露出豁牙嘻嘻笑的小女孩。这些我以前忽视了的脸,如今全都站在我遇见他们的地方,印度河边、尖塔下、娑多贝罗庙里、古堡的望台上,在阳光下清晰地笑。
头巾鲜艳的信德男子
邂逅是一种惊喜,缘分让我对本是异国他乡的上信德倍感亲切。
黄昏,阿伽陌生而亲热的声音再次在电话那头响起:“回来吧,很多人等着要欢迎你。”他背后有清脆的恰帕尔响板、欢快的雅可塔罗琴、嘭嘭的加哈尔瓮,还有呜呜短促的博林多陶埙。
西边山背后,晚霞烧得通红。
路边掠过的排排树影,好像是围着火堆跳舞的快乐人们。
晚上好,上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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