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几乎全是日军自导自演，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

1935年，日本入侵中国的东北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东北义勇军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仍然执行的是“不抵抗”命令。

就在这一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制造了一连串的事端，史称“华北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日后全面侵略中国而做的准备。

当时的中国华北地区由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5个省和北平、天津2个市组成，这里不仅农畜产品丰富，而且还有很多十分宝贵的矿藏资源，同时又与东北相邻，所处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中国军队

早在1933年，当时临近华北的热河省已经被日军所占领，蒋介石眼看着华北地区将面临日军的大兵压境，依然调集了国民党40多万的兵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

与此同时，日军在占领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中满边界线”，分别把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了出去，随即就派出了8万兵力的日军和数万人的伪军，分头向长城的各个关口推进。

1933年3月，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守军与来犯的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史称“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是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反击侵华日军的战役。广大的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苦战了80余天的时间，给骄横狂妄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守军还是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节节败退。

长城抗战

到5月22日，日军已经进入到了顺义、三河一带地区，直逼通县、秀河，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追根究底，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在长城抗战中，蒋介石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社会上的舆论压力，意在是与日军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而实质上的根本目的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霸占，触犯了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导致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变得孤立。

出于对国际舆论的平息和进一步巩固东北的局势，以及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巨大消耗，急需作出一段时间的休整缓冲。

于是，日军便主动向国民党提出了“休战”，这也正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塘沽协定

5月31日上午9时30分，日军派出了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为首席谈判代表，与蒋介石特别委派的中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在“华北停战协定草案”上签字，史称《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中的具体内容，完全是由日方提出来的，内容中规定：

“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这几个地方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

事实上，国民政府也就是承认了日军对于中国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将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的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后来日军进一步侵占中国的华北地区敞开了大门。

其中第四条还规定：

“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这也就是说“抗日是非法的”，《塘沽协定》完全沦为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在华北签署了一份停战协定，很明显是日本的权宜之计，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曾说过：

“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

同时，石原莞尔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对“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略”。

中国的华北地区被日本看作是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所以，为了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日军也是不可能做到真正停战的。

中国军队

1935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多事之秋”的一年，日军自导自演的一连串阴谋在一件接着一件的上演。

1935年5月2日晚，天津的亲日报社《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的北洋饭店被人击中数枪，虽然被紧急送到了日租界的盐谷医院抢救，但还是不幸身亡。等到警察赶到的时候，凶手早就已经逃离了现场。

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天津的另一家亲日报社《振报》社长白逾桓在日租界的家里，被人开枪暗杀。

在仅仅不到12个小时之内，胡恩溥、白逾桓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接连被刺杀，但均没有能够抓到凶手。

当时，日军宣称这两起刺杀案件都是国民党的蓝衣社所为，但外界都纷纷质疑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策划指使的，完全是日军为了找出一个侵略华北地区的理由。

宋哲元

5月29日，日军以“中国军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为借口，调集军队全部进入了滦东“非武装区”，并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出平津地区”的无理要求。

5月30日，驻天津日军把他们的装甲车、大炮、机关枪队在河北省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整齐排开，并把飞机在北平、天津的上空低空盘旋，意在用武力的方式向国民政府施压。

接着，日军关东军又调集兵力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出要向平津推进的态势。

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之下，何应钦急忙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情况。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与日军进行了多次的秘密会谈，于7月6日正式回复日本在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就“河北事件”的问题表示：

“接受日方以备忘录形式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史称《何梅协定》。”

梅津美治郎

《何梅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北平、天津的党部，将驻扎在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全部撤退。并撤换了河北省主席以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

这个协定实际上是日军逼迫国民政府放弃对华北的主权，为之后日军策划的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正当“河北事件”纠缠不休的时候，日军又在察哈尔挑起了“张北事件”。

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派遣4名身穿便装的日本军人以旅游为名，乘坐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一路上偷偷绘制军用地图。

6月5日下午16时，4名日本军人行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被驻守在此地的赵登禹部哨兵拦住检查护照，但他们几人仅仅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被哨兵们扣住移送到了国民党军法处。

6月6日上午11时，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了避免事态会变得恶化，决定将被扣留的这4个日本军人放行。

随后，日军又以“4名军人受到恐吓”为借口，向察哈尔省政府正厅厅长兼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了抗议和蛮横的要求。

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这次事件将中国的第29军赶走，他们迅速在长春召集有关将领，商定了更为苛刻的交涉条件，拟定了《对宋哲元交涉纲要》。

并决定派出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负责向宋哲元直接提出要求：

“一、第29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

二、将一切“排日机关”悉行解散。

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相关的责任人。

四、上述事宜必须在两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

然而，事情的结果都在日军的意料之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字典里只剩下了“妥协”和“退让”。

按照日军提出的要求，宋哲元被免职，秦德纯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他奉上级的命令与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1935年6月底，在日军的自导自演下，还发生了一起成立“华北国”和“华北正义自治军”的闹剧。

在日军指挥配合下，汉奸白坚武在北平西部的丰台发动了武装暴动，成立了华北“自治政府”，但很快就被北平的宪兵队给打压了，白坚武逃往了东北。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正式发表在巴黎的《救国报》上，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在背后指使汉奸在河北香河、昌平、武清等县聚众发动暴乱，攻占了香河县城，并由少数的汉奸组织了临时维持会，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让华北地区的五省再次成为“第二个东北”。

一二?九运动

11月25日，日军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度控制了冀东地区的20余个县，并将它们脱离出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与此同时，日军加紧对宋哲元的威逼和拉拢，并迫使南京政府作出让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以及北平、天津。

“冀察政务委员会”从名义上是隶属南京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是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由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实际控制着，它的成立也是国民政府一再向日军妥协的产物。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面对日方的拉拢，宋哲元采取了推诿和搪塞的策略，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是以整个华北五省为最终目标，其步骤是：

“逐步完成冀察两省以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迫使其它三省自然而然的与之合流。”

可见，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步伐绝不会就此停止，足以显示出他们的野心之大。

12月9日，由于日军加快了侵略华北地区的步伐，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的学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即一二?九运动，并迅速波及到了全国，形成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

“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了在抗日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买办阶级中的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