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的励志故事,
王石哀牢山再访褚时健
“好久没见了。”不久前,在山脚下小饭馆,据说是村子里最“豪华高档”的饭馆里等待王石时,褚时健对身边的人说。待王石下车,褚时健拖着不方便的腿走到饭馆门口,两人便紧紧握手。你不能指望两位分别是87岁和63岁的人见面有什么煽情的场面,因为两人都很平静,仿佛昨天才见过,但是,知晓两人交往过程的人还是觉得很动情。“您记错了,我上次来是11年前,不是7年前。”王石说,褚时健保持一贯的恒定表情,定神想了几秒,云南话字正腔圆:“嗯,是呢是呢。是11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种橙子嘛。”王石称想务农,褚时健当他是开玩笑隔了11年光阴的橙园完全是两个样子,王石记得那个时候所有的橙苗只有半米高,要3年后才开始挂果;而现在漫山遍野一人高的橙树在4月的艳阳天下已经开始结上今年的果子,远远的另一山头,是褚时健新承包下来的两千多亩土地,另一片橙园。“你看,这些枝条是要剪掉的。”褚时健抓着一条茂密的枝条对王石说。“都结果还要剪吗?”王石不明白。“要剪呢。我啊,种橙这么多年,翻了多少书问了多少人,总结出一条,要保果先要保花,要保花呢,必须先要保叶。把它们剪掉,就是为了保护好整棵树的叶。”褚时健很认真。而王石的注意力放在地里到处拖着的软软的水管上,“褚厂长,您是采取滴灌技术吧?”王石问褚时健。褚时健从橙子树下走出来,“这个技术么,价钱是高点,但我们这里太阳太大,喷灌不行。”两人已经陷到农业技术问题的探讨里去了,旁边记者们呼啦啦拍照,也没能影响两人对橙树和土地的关注。“王石你怎么对农业好像也很了解?”探讨了半天,褚时健终于有点疑问了。王石乐了:“受您感召,我也准备以后从事农业了。”褚时健笑笑,显然认为自己听了一句玩笑话。王石并没有开玩笑,他的确计划未来到戈壁上种庄稼。这并非浪漫的冲动,他的想法是,戈壁上种庄稼最根本是解决土地沙化的问题,这个课题对中国农业至关重要。王石们“身份的焦虑”王石愿意称呼褚时健为“褚厂长”,而不愿随大流称其为“褚老”。褚时健从手握利润300亿的企业到成为负债的“保外就医”服刑人员,跌到人生低点且年过古稀时再创业而获得成功,绝地反弹,是一种和生命、和自己较劲的力量。王石被打动的,正在于此,所以和褚时健才如此惺惺相惜。从另一层面,王石与褚时健的默契更在于两代中国企业家对自我身份的寻求。中华工商阶层从晚清的盛宣怀、张謇等实业家到民国时期荣氏一家为代表的商人集团,时间走到1949-1956年间时,这个阶层出现了断层,直到1978年民营经济开始恢复,1984年之后企业家开始有群体的力量。王石这一代企业家似乎是断代后的重新开始,因此,对身份的“寻根”一直是他的心头之问。这份疑问来自企业家群体如何参与社会事务、拥有怎样的社会发言权,如何定位这个业已形成阶层的群体?特别是当这个社会的骨子里依然是“无商不奸”的鄙夷、企业家们不断要接受道德的质疑、与政府关系的远或近难以把握……“断代”带来的茫然让王石们陷入“身份的焦虑”(
吴晓波语)。当褚时健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断代”的茫然找到了些许出路。回顾褚时健的工商之路,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已经在云南小县城经营糖厂,且效益不错。1979年之后,褚时健开始执掌玉溪烟厂。尽管烟草行业有国家专卖这一特殊性,但褚时健走的是典型的市场化道路,所以才使得这一地方小厂脱颖而出,成就当时烟草霸业。褚时健和同类一群人实际上在中华工商阶层出现“断代”之时,以微小之力拾起了这个阶层的传承,尽管在特殊政治环境下,这种传承并不显现,但毕竟存在。王石再次拜访褚时健,有重聚的意义,也有再一次思考企业家身份的意义。这几年他不断提出“企业家精神”,其实质内涵意义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此次云南再访褚氏,料想应该有新的回答。“我想做一些抢救性的工作。万科有一个企业案例中心,和北大光华也有联系,我希望把褚厂长这些年商业的经验整理成案例留下来。”王石对褚时健和他的家人说。褚时健点点头,很淡然:“只要你来把关,我完全信任你。”81岁的褚夫人马静芬活泼一些:“王石你还相信大学的教授啊?”共宿哀牢山,临别赠照片夜晚来临,山上的橙园一下就变得无边的黑。褚时健觉得自己山上的房子条件不够好,想安排王石和随行的人到山下的镇上宾馆去住。但他又说:“王石在山上住住也行的,我今晚也在山上。”于是那晚,随行的人差不多都到镇上住了宾馆。王石和褚时健夫妇一起留在了山上褚家的房子里。褚时健从里屋拿出一个大信封递给王石:“你什么也不缺,想来想去就送你这个吧,留个纪念。”王石打开信封,里面滑出两张照片,7寸左右,一看就是刚刚冲印出来的。照片上是褚时健和夫人在橙园里站立着的合影,两人站得笔直,一点不像两个年逾八十的老人。王石仔细看了看照片,又慢慢把它们重新装回信封。“王石的确是个好人。”每当身边的人说在褚橙大卖、媒体关于他的各种报道开始出现时,褚时健总会拿着报纸偶尔会不经意地说上一句。其实报纸上写的不是他和王石,但大家都明白他什么意思。惺惺相惜褚时健1979年10月,褚时健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在随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他带领的企业在市场上打败英美烟草等国际企业,成就“中国烟草大王”的威名。1997年的锒铛入狱,让所有人都认为,褚时健一生的风光也好,折堕也罢,都结束在这一年了。但2002年,褚时健保外就医出狱,2003年就开始在哀牢山区种橙,人生竟又重新开出新枝。在2003年,褚时健还是一个失落者、被打倒者。而就在那年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王石,带着裤腿上的泥点子上哀牢山看望了他,算得上第一批去看望褚时健的企业家。那个时候的橙园刚刚起步,王石在往山上走的时候,褚时健正蹲在山路边和修理水管的工人讲价:“80太贵,60吧?”这句话和褚时健身上发灰的白色大汗衫让当年的王石不胜唏嘘。最让王石印象深的是褚时健对自己境遇的一句带过:“改革嘛,总要付出代价。”王石的那次拜访在企业界和媒体圈影响甚大,王石对褚时健最准确的评价:“跌到最低点的反弹力”成为这之后十来年国内媒体报道褚时健的主调,也是褚橙上市后成为“励志橙”的品牌根基。菜很简单,一盘煮包谷、一碗煮小瓜、一盘咸鸭蛋、一盘青椒洋芋丝、一盘炸酥肉,桌子上没有酒,只有一包烟。
王石女友田朴珺博客讲述哀牢山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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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最大心愿:种好橙子,活着因为好奇,我问了褚时健先生一个问题,“褚老,您最快乐是什么时候?最艰难是什么时候?”老先生的答案是:“别人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我不快乐。”孩子高考时要吃“励志橙”两个月前,在云南哀牢山嘎洒镇,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褚时健先生。他穿着泛黄的圆领衫,领子都洗卷了,黑色的裤子松松垮垮,站在村口的小饭馆等我们吃饭。听说我们要来,他上午十点多就在这里,等了我们两个多小时。“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了现实,10年后一橙难求。“烟草大王”变身“橙子大王”。再加上之前太多的人生故事,“禇时健”三个字又有了其他意义。褚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入口的水果,我听说,有的孩子参加大考时都要吃一个褚橙,吃“励志橙”居然成为新习俗。当被问到什么时候最快乐时,他说,“现在我觉得还差不多。我没有专利保护,每年赚五六千万,规模在不断扩大。这12年,最主要的是种果子,每年看到果子长,慢慢长大了又过去一年,到2007年把债都还清了,才感觉这事算成功了,人才轻松了。”对,卖橙子一年能赚五六千万。当他阐述什么是快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想想当时的情景,再看今天褚橙在全国的荣誉,正是印证了巴顿将军的那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到低谷时的反弹力。”为20块钱都要讨价还价我在想,这个老人当时种的是橙子,如果当年他选择做米线,也许会成为“米线大王”。我问褚老,“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在做实际的事情时,没有把事情做好的,还很难找出来。”他中学时为赚学费酿过酒,后来参加过游击队,当过地方官员,管理过糖厂、烟厂,现在又种橙子,在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做事情,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他说,“事情做好了,乐趣就在里面,不管大事小事,事情做不好,心不安,晚上睡不着觉,脾气不好,一点事都挂不住。”朋友跟我说,2003年他去看过褚老,当时储老正为了修水泵跟别人砍价,要价80,他只想出价60,两人争了几个来回。朋友当时差点落泪,一个为国家纳税近千亿企业的老板,此时为20块钱讨价还价。现在三四天才抽一包烟种橙子其实不简单,刚开始,他找来的农民受不了这份苦,干两天就走了。没有人手,一对年龄加起来超过140岁的老夫妇只能自己来,索性就住在田里,搭个棚子睡,抬头就能看到天。现在,雨多的时候,橙子还是常掉,夫人很心疼,褚老哄老伴说,“别怕别怕,咱们可以涨价嘛!”说完,在场的人都笑了。现在的褚老,烟抽得少了,从一天三四包,到三四天一包。不过,他抽烟的姿势很特别,大拇指和食指握着烟。他低头抽烟的样子,让人心里五味杂陈。临走时,我问褚老,“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想了想说,“种好橙子,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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