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历史的情景中进行对比才能发现,抽象的说一个思想或理论的好坏是没有意义的,也说不清楚。唐代中国文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禅宗兴起了,禅宗强调个人体悟,教导人们体会佛理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因此它的另一个特点是“简易自由、生动活泼”(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实际上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标志,禅宗最初兴起于民间,禅师最初产生于一批依赖游民阶层的游僧阶层中,带有强烈的大众文化的反智主义色彩,“不立文字”从根本上消解“知识”的意义,禅宗使大众文化类型上升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禅宗在唐宋之际得到大量士大夫(知识精英)的喜爱,谈禅成为士大夫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禅宗不但征服了佛教,也使大众文化征服了精英文化。禅宗强调佛性即人性,平常心是道,这是佛教的速成法,崇拜的是聪明,轻视逻辑论证,讲心不讲理。而佛教本来讲求思辨、修证,证道之路,千难万难,人生难得,闻法难得,持戒难得……,所以勇猛精进且不可得,因此道才难能可贵。一旦行住坐卧都成了道,道就唾手可得了,谁还在乎道的可贵。偷懒取巧是中国文化(大众文化)的大害,坏就坏在自作聪明上。禅宗消解了知识的神圣性,瓦解了理论的深刻性,长此下去必然造成中国文化的整体平庸。禅宗崇尚自由,推崇自然而然、行云流水的状态,这种自由强调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是任性。这种“自由”崇尚不守规则,越自由就越不守规矩,大家都来搞这种自由,结果就是不得自由,因为没有规则的自由,就是乱来,这种情况下,做任合事情都必须去斗智斗力,必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这个时候,孔孟之道被程朱理学重起拾了起来,收拾中国的人心,孔子讲“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才是真正的自由,理学的价值在于树立起一个绝对的规则——“理”,通过理给大家定了个规矩,使人人不敢乱来,确立起一个有秩序的自在状态,这才使人人都可以享受到“自由”,对自由的追求才有意义,否则追求自由就成了追求权力、追求金钱了。理学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最高成就,在观念系统上它思考精密,气象宏大,从理论上说,具有两个特点:结构完整,思辨深刻,克服了中国文化中简单粗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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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一反禅宗的反智主义倾向,树立起儒学的知识主义取向,强调“理”的获得,有学习的过程,提倡“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这样才能掌握到至高无上的“理”,这样建构起一个上至天地宇宙万物,中至国家社会生活,下至个人生活的庞大的哲学体系,给中国文化建立起了知识的神圣性和理论的深刻性,这一过程就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吸收和提升的过程。无极生太极,太极动,产生阴阳,阴阳结合五行,生成万物。建立起了儒家的宇宙论,规模一下就大了,以前是只论人事,现在是有比人间更大的宇宙万物的规模。这里面既有道教的,也有佛教的东西,是一个综合。人是在这个宇宙生成过程中产生,但人得天地万物精华之所在,这就是人之性,就是道德(仁),称为人极,从太极发展出人极,太极、无极、人极同源,因此道德就具有根本性,这样道德高尚的圣人就是可学的了。为什么么呢?因为天心人心相通,人心决定人性,人性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性。所以理学家讲“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天地之理。”朱熹讲“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又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理变非常重要,获得理有什么方法呢?理学家对理的获取采取了“知识主义”的路线,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突破,“穷理尽性”,强调的是把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对知识的追求统一起来,明理,也就是知识的追求成为道德实践的前提,把对知识的重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的一个突破,可以说具有改造中华文化的重大功能。但这努力可以说在理论上非常成功,而在实践上并不成功,理学越到后来却越受到各种的批评,到了现代,更成了反动的象征了。人人都说“以理杀人,存天理灭人欲”,跟着也连累了孔孟之道成了害人的东西。这恰恰说明了有些人非常害怕“孔孟之道”,他们在怕什么?这也恰恰说明了孔孟之道的真正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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