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时代

童年对吃有种渴望，六七岁的时候，曾躲着家人一口气吃掉一个两三斤重的熟木瓜。依稀记得，每一天放学后，都要路过那个让人垂涎欲滴的供销社，明知身上没有钱，还是要走进里边去看一看，望一眼货架上能吃的东西，心里也会有种满足感。偶尔手上有了一分钱，就买一颗糖，解解馋；不管是把那颗糖含着吃，还是一放进口里就亟不可待地咀嚼起来，总之能吃上一颗糖，就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就不明白，一颗糖在别人的口中能含上一两个钟头，而到了我的口里，没有停留片刻就下了肚子。

也许那个年代，生活在那个偏僻的林业工区里，每天面对着茫茫的大山，贫穷枯燥单调闭塞的生活，肚子永远都填不饱似的。我晚上睡觉的时，脑子里也能默画出一份找吃的图标，哪个季节在哪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吃，再清楚不过了。我还记得，中午从来就不午睡，四处闲逛找吃的，心里惦记着，哪个地方的木瓜要熟了、那棵芭蕉老了，就连山上野生的石榴树上那棵石榴大约那天能摘，我心里都记得一清二楚。

而在山上找吃和家里吃法是不同的，山上找吃通常是隐蔽的，单独的；而家里吃的是公开的，尤其是碗中有几块肉，就四处去显摆炫耀，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谁家今天有肉吃，捧着一碗饭，逛完整个工区。当然谁家吃什么饭菜，心里也一清二楚，偶尔看见别人家里有自己喜欢吃的菜，就和别人换着饭菜吃，那也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不怕别人的口水，不拍传染病。同龄中最羡慕的一个女孩就是伯英，她比我小几个月，有个哥哥在县城的糖厂，对于当时很紧缺的白糖，她家从来就没有断货过。那时候，家家户户每个月都有配给的陈旧面粉，面粉霉味很重，只有甜甜的糖，才能压住那种霉味；有了白糖，就能做包子和馒头吃，我们时常跑去她家蹭吃。伯英有时候也会在家里包饺子，用午餐肉和韭菜馅包的饺子，那种香味真是满齿留香。我也想用午餐肉在家里包一顿饺子，但是我没有钱买，也不敢问父母要。我还记得每一次站在供销社的柜台边，望着架子上一盒盒的午餐肉，有一种发疯的念头，妄想着午餐肉能无缘无故的掉进我的口袋里。

那时候，一毛钱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很大的款子了，上一年级时，我的同桌她要求我考试时给她抄写我的试卷，代价是她就给我一毛钱。为了那一毛钱，我满足了同桌，那同桌也履行了诺言。那是我第一次得到最大的一笔钱，我买了十颗糖，我是想自己吃几颗，留着几颗拿回家给家人分享；但是那个嘴就是管不住，本来想把一颗糖含在口里想慢慢地品着，但是不知不觉的就咀嚼起来，很快第一颗糖就没有了，觉得还没有过瘾，心里想着，反正糖还多着呢，再吃一颗也无妨，就这样在我无法控制的欲望里，没等回到家，十颗糖就全都进了自己的肚子里。当时心里是有些愧疚的，但是第一次自己如此吃的爽快，也就抵消了心里的愧疚。我也曾把一毛钱给弄丢过，一次二姐给我一毛钱，叫我去买糖，我心里高兴的过了头，一蹦一跳的往供销社里跑，没想到走着路上钱就没了。为了找寻那一毛钱，那天我没有去学校，在路上不知来回了多少趟地寻找，连路上的树叶我都翻来看了，那一毛钱就是连踪影都没有见着，直到二姐放学回来的路上，看见我还蹲在地上寻找，她才拉着脸上还挂着泪水我的回家。

稍大后，能上山去摘那种用来做扫把的芒花晒干到供销社去卖，偶尔得到一两块钱，那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我好久就想吃供销社里买的那种黄黄脆脆甜甜卖一毛钱一斤的萝卜干，拿到卖芒花的钱后，花了一元钱买了十斤回家。萝卜干真的是太好吃了，原来的一大水桶，很快就见了底，后来才发现是三姐当零食吃了。我知道三姐不吃辣的，就去地里摘了一大把小米椒捣碎拌在还剩下的萝卜干里，不想三姐也有她的办法，她把拌着辣椒的萝卜干用水冲洗过。三姐人脾气很坏，年纪小，但长的很彪悍，家务活干的特别好，不过她要是生气起来，连爸妈都要让她三分；平时三姐最爱杵我，所以我很怕她，自知斗不过三姐，看见三姐大吃特吃，心里都气晕了，也当着三姐的面，手中抓着一大把就大嚼大咽起来，当时把嘴巴塞的满满的，它差点让我窒息，回不过神来，要知道，以前我只能一两条萝卜干配着一碗饭吃，绝对不舍得把萝卜干咬的大口些。记得当时把手中的那一大把萝卜干吃完，我就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姐妹们聚在一起说起我们曾经关于吃的那些往事，大家也会笑的泪奔，只是独自一人静下来回忆时又会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不管是对从前吃的那种心情还是如今这种丰饶盛世的景观，只觉的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的食物它已经不能诱我垂涎欲滴的欲望，会生出一种淡淡的哀愁。有时候在街头巷尾里看见一些年轻的父母拿着一碗饭在孩子的后面追赶着喂食时，就会皱起眉头。这些都会令我想起那依然魂牵梦绕的一幕，在某一个飘雨的冬夜，我们一家人围坐着烧的通红的灶台边，聚精会神地盯着妈妈在那口大铁锅上摊煎着一块块金黄色香喷喷的豆腐，那一双双对吃渴望的眼神，让人怀念也让人刻骨铭心的难忘。（文/阅读时间作者·周晓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