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变是怎样的，是否是明朝的第二大耻辱？

说到“土木堡之变”，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却在土木堡遭遇惨败，就连他自己也被瓦剌俘虏，堪称大明建国以来的一大耻辱。但说到“庚戌之变”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想的起来，然而在我看来，“庚戌之变”明朝遭受的耻辱，甚至要远甚于“土木堡之变”。

明中期蒙古土默特部崛起，因互市问题蒙古大军南侵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达延汗统一鞑靼蒙古各部，后将蒙古各部分为六个万户，土默特部便是右翼三万户之一，并任命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统领右翼三万户的济农。巴尔斯博罗特去世后，其子吉囊嗣济农位，后率领弟弟俺答、昆都力哈等东征西讨，迅速崛起。

从嘉靖元年至嘉靖十七年(1522年至1538年)，吉囊率军先后四次攻打并征服兀良哈万户，两征青海并吞并敌亦不剌和卜儿孩，迅速崛起的蒙古右翼开始脱离可汗的掌控。吉囊晚年时，由于纵情酒色、不理军政，右翼三万户的大权开始逐步落入其弟俺答手中，吉囊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去世之后，俺答便成为了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掌控者。

明朝对于蒙古的政策，自仁宣年间以后便基本以羁绊为主，即在坚持战略防御的同时，以互市掌控掌控蒙古经济命脉。土默特部崛起之后，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一面要求明廷授予封爵，开放互市，一面又经常袭扰明朝边境，这便导致双方的“贡市”关系时断时续。

当时，明朝通过“互市”输入蒙古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本就难以满足以畜牧为主的蒙古部落需求，如今由于“贡市”关系的时断时续，导致蒙古各部的生活更为艰难。俺答在兄长去世之后，虽然掌控了右翼三万户，但毕竟不是名正言顺，为了确保自己对右翼的掌控，他急需通过与明朝的贡市来提高自己的威信。

因此，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开始，俺答汗便利用称臣纳贡和战争威胁的方式，要求与明朝扩大互市。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再度遣使赴明，以战争为威胁，要求明朝扩大互市，结果明朝不仅予以了拒绝，还斩杀了来使。

眼看自己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俺答汗一怒之下便企图通过战争的方式，迫使明朝接受“贡市”的条件。同年六月，俺答汗率军南下，开始进犯明朝边地，因这一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

明朝中央朝廷腐败无能，任凭蒙古军队与京城外围劫掠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汗率领蒙古大军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战死。通过贿赂严世蕃而得以担任宣大总兵的仇鸾更是恐惧不敢战，只得重金贿赂俺答，请求蒙古军队转攻他地，不要进犯大同。

八月，俺答移兵东去，于同月中旬攻破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汝口等处，直接威胁明朝京师。面对突然杀到的蒙古大军，明朝京师内外惊惧，明世宗朱厚熜急令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

八月十八日，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等七镇共计五万援军先后抵达京师，明世宗朱厚熜任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领诸军。仇鸾虽然不敢与蒙古军队作战，但劫掠百姓却是一把好手，在缺少粮饷的情况下，纵兵劫掠百姓，结果导致“民苦之甚于虏”。

而忝居内阁首辅的严嵩，更是要求各路将领将坚壁勿战，听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于是，蒙古军队便在明军眼皮底下，于京城周围四处劫掠，并让被俘的宦官杨增给明廷带去了一封信，信中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

接到书信后，明世宗紧急召见大臣商议如何处置，严嵩竟然说出了“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这样的惊人之语，徐阶等人虽然对严世蕃的言论予以了驳斥，但也认为无条件答应俺答汗的条件太过没面子，于是便又派杨增跑去与俺答汗商议，让其先行撤军，之后再在大同就贡市问题进行商谈。

八月二十二日，俺答由巩华城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之后才于次日开始撤军。据统计，整个庚戌之变期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而明廷之后也是答应了对方的贡市需求，俺答汗堪称“满载而归”。

如上所述，虽说“土木堡之变”明军同样战败、且就连皇帝也被俘虏了，但那毕竟是明朝主动出兵抵御外敌而遭遇的战败，且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找回了场子，而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和太师也先不久也因内部动荡而先后主动与明朝议和，说起来倒也不算多么丢人。而在“庚戌之变”之中，明廷却是连打都不敢打，任凭蒙古军队在眼皮子底下纵兵劫掠。因此，我认为“庚戌之变”明朝遭受的耻辱，要远甚于“土木堡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