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范蠡(前536年—前448年)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作为春秋末期有名的谋士，他被冠以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道学家等名号，诸多的史料典籍中，都对范蠡一生传奇事迹有所描述。

“文财神”陶朱公

我们所熟悉的范蠡形象，基本依托于《史记》中的撰述，司马迁将范蠡的生平大致分为了三个时期：

一是辅助越王勾践，在其身边做了二十多年谋士，最终打赢了吴越之战。

二是激流勇退，辞官泛舟离开越国，改名换姓来到齐地，避免了被勾践肃清的命运。

三是通过自己的才华经商致富，最终在陶(今菏泽定陶县)安家，成为了有名的巨富“陶朱公”。

明清以后，民间逐渐将“陶朱公”作为“文财神”予以供奉，现代的许多经济史学者，将其誉为“商圣”、“商业鼻祖”，加之范蠡睿智、明辨的历史形象，渐渐固化了范蠡在世人眼里的“完人”印象。

入越前的狂狷不羁

然而，作为如此出众的历史人物，范蠡在入越之前的形象也是别具一格的，东汉《越绝书》中就曾记载：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橐，或伍户之虚。其为结童之时，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以内视若盲， 反听若聋。”

说的是青年时的范蠡 “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说白了就是疯疯癫癫的不像正常人，但却“独有圣贤之明”。这与二哥印象中的天才形象很相似，总是做着一些凡人理解不了的举动，但却自心似明镜。此后，范蠡被文种视为知己，二人相约共赴越国，便有了之后吴越之战的屡建奇功。

自入越到灭吴

关于范蠡是如何协助勾践谋划灭吴大计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春秋左丘明所撰的《国语·越语》中。与之后的史籍基本一致，从勾践兵败会稽山起，到越军攻下姑苏宫为止，总共经历了二十二年的时间，而范蠡这段时间的主要事迹，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忍辱负重，委屈求存。由于当时越国兵败已成定数，为了将越国的损失降到最低，范蠡向勾践献策：

“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

大意就是建议勾践不要计一时之得失，先俯首称臣，以求苟活之机。而根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典籍记载，此时的勾践、范蠡君臣曾“入吴为奴”，给吴王夫差当牛做马，忍辱三年后得以离开吴国，这才避免了越国的彻底灭亡。

第二阶段，韬光养晦，时局反转。范蠡随勾践被赦归国后，便开始谋划越国的复苏。

内政方面，顺应自然规律，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让利于民增强国力;外交方面，继续保持对吴国的卑微态势，同时与周边的齐国、楚国、晋国交好;与此同时，有意引发敌国君臣之间的内部矛盾，加之灾害、战争等给吴国带来的损失，给最终越国伐吴争取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此后，面对越国的示弱，吴王夫差错误地判断了局势，开始纵欲享乐、盲目扩张。这不仅导致了国力的不断衰弱，还使得君臣之间产生了战略上的重大分歧，矛盾日益尖锐。最后，夫差在听信太宰伯嚭的谗言后，误杀了忠臣伍子胥，使得吴国朝野震动，君臣离心离德。

第三阶段，果断灭吴。这一时期吴越两国的国力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扭转。范蠡认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到，便对越王勾践说：

“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 蹶而趋之， 惟恐弗及。《国语·越语》”

意在劝谏勾践要审时度势、乘胜追击。果不其然，经过此后多次征战，吴军节节败退，此时的吴王夫差却想俯首称臣、卑微求和。深知其中隐患的范蠡力荐勾践要当机立断、以除后患，最后在勾践犹豫之际，亲自上阵将夫差围剿在姑苏宫，逼夫差自杀了：

“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国语·越语下》

深藏功与名

勾践依靠范蠡、文种等人的谋略和才干得以使越国起死回生。然而，在勾践二十余年的伐吴之路上，几乎都是依照范蠡、文种的计策行事。特别是范蠡，没等勾践发话就先斩后奏率军灭掉了夫差。这使得勾践不得不为保自身江山的稳固而考虑肃清两位“灭吴功臣”。

此时的范蠡再次体现出了他超人的智慧和格局，不顾勾践“与子分国”的许诺，也不畏惧“不听吾言，身死，妻子为戮”的威胁，毅然泛舟飘然而去。最终在留给文种的信中道出了其归隐江湖的著名论断：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果不其然，此后发生的事情再次被这位“先知”一般的大咖言中，文种在勾践的质疑和逼迫下自杀，悲剧收场的同时也反衬了范蠡的明智。

“文财神”形成的渊源

如果根据《史记》的记载，在此之后，泛舟而去的范蠡则是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开挂”的人生：

范蠡浮海出齐， 变姓名， 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乃归相印， 尽散其财， 以分与知友乡党， 而怀其重宝， 间行以去， 止于陶， ……居无何， 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司马迁笔下对范蠡离越之后的描述不可谓不详尽，大意是说范蠡之后去了齐国，经商之余还拒绝了齐国提供的相位，后辗转在陶安家继续经商，最终积攒了“巨万”的财富，天下人称“陶朱公”。自此之后，历代学者便开始了对“陶朱公”范蠡经商之道的考究，认为范蠡是当之无愧的“商业鼻祖”。

然而，此说法非无懈可击：

首先，虽然范蠡的经商事迹被记载到《史记》之类的正史中，但在此之前如《国语》一类更早的对范蠡生平有详细描述的典籍中，并未对范蠡归隐后的踪迹做出明示，结合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行文风格，确实有些对范蠡本人形象的理想化记述，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其“经商”一事的真实性。

其次，《史记》中说范蠡到了齐国自改名讳为“鸱夷子皮”，实际上，在春秋时期的齐国，的确有另外一个鸱夷子皮：

“孔丘乃志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墨子• 非儒》”

可见这个鸱夷子皮是孔丘孔老夫子同期在世的历史人物，但范蠡离开越国泛舟五湖时，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此可以断定此鸱夷子皮并非范蠡。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存在身份之上的混淆。

最后，经过史学家考究，后世流传的范蠡所编撰的《范子计然》、《陶朱养鱼经》等农商专著，其成书时间实际是汉代，并非出自范蠡所在的春秋末期，因此更可能是后世的托名之作。这进一步加深了对“范蠡经商”一事真实性的怀疑。

实际上，范蠡最终以“陶朱公”的名号成为被我们所熟知的“财神爷”，更多的是由于其在道教中的地位所致。

范蠡的治国治政观念涉及“天、地、人”的三道老学，与正统道学的一脉相承;而道家所供奉的神明常与其原型生前的功德相关，因此范蠡的治世成就和道德形象使得其能够从“人”的层次脱颖而出;加之后世对范蠡因功成身退而隐世，后又凭借智慧与才干“成功经商”的印象的不断加深，使得其成为民间百姓心目中睿智、超脱和气度的象征，由此逐渐被赋予了“财神爷”的神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