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昌辉与〞天京事变”

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一场悲剧。作为当时太平天国重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地主出身的北王韦昌辉，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何等角色，历来的评论大都对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韦昌辉，又名韦正、韦政，僮族，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出身地主兼营典当业。他的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据记载，是由于“昌辉为其父元介入粟为国学生，榜其门曰：‘登仕郎’。乡中生员梁嘉，唆大黄江巡检黄基拘治之，贿数百金而已。日悻悻，欲寻仇。会冯云山自途逸回，住其家，诱使入会。遂与达开先后资助贼”。又据《天情道理书》云：“至于昌辉、翼王，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认实天父天兄，不惜家产，恭膺革命，同扶真主。”看来韦昌辉加入太平天国革命，是因为受不了同村生员梁嘉的欺凌、排斥和贪官的敲榨、勒索，抱着“欲寻仇”，全家竖旗举事，加入了革命队伍，这样的革命动机，当然比不上那些苦大仇深的广大农民，但毕竟是出于对当时清朝统治阶级的不满和仇恨，同时也是出于对洪秀全、冯云山所宣传的革命理论的信仰，这却是没有疑问的。

大量的历史资料足以证明，韦昌辉早期的活动，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洪秀全等发动1851年金田起义中，韦昌辉提供了起义所需要的部份资财和人力；在太平军从广西打到南京的进军中，韦昌辉的战功是卓著的。关于这些，在《天情道理书》中讲得十分明白：“自起义以来，不惮疲劳，尽心竭虑，百计图维，又不知若何辛勤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广东的洪秀全、冯云山不在别处而首先在韦昌辉的家乡——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这难道与韦昌辉“不惜家产”、全家竖旗举事丝毫没有联系吗？

人们熟悉，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它是紧接着同年7月杨秀清“逼封万岁”之后发生的，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一历史发展的线索。“逼封万岁”是导致“天京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洪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达到了白炽化程度。俗语说“解铃必须系铃人”，系“天京事变”之铃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作为第三者的韦昌辉要充当解铃人，必须要有洪秀全这样一个系铃人的帮助，否则是难以解铃的。这样的问题，必然要牵涉到洪秀全是否有“密诏”，这也是历来最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不准备就这样一个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再来引证一番资料，我们要补充的是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籍中发现的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上海人毛祥麟的《三略汇编》的原稿本，其中收录的一份《石达开自述》，与收入骆秉章奏稿中的有所不同，尤其在记述有关“天京事变”的一段资料中，有力地揭示了“天京事变”的真相。现摘抄如下：

“七年（误，应作六年）,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因见事机不好，就到安徽，妻子都在南京城内，皆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回到南京，洪秀全把韦昌辉杀了，又疑心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达开乃逃出南京。”

这段资料活活地勾画出洪秀全在“天京事变”中所处幕前幕后的面目。洪秀全“本欲杀杨”，但“口中不肯”，反而采用激将法，“故意加杨秀清万岁”，来刺激“韦昌辉忿气”，去把杨秀清杀掉。当借刀杀人目的达到之后，最后又把韦昌辉除去。接着还准备把石达开等金田起义的元老功臣，一网打尽。由此可见，“天京事变”从杨秀清的被杀到韦昌辉的伏诛，都是洪秀全一手编导。此外，英国的柯文南先生也提供了“天王命令要杀掉东王”这方面的材料。洪秀全把农民革命起义队伍，变成了洪氏天下，从中玩弄权术，削除异己，以求巩固自己的宝座。对于韦昌辉肆意屠杀二万余人这笔血债是必须清算的，但是追根寻源，没有洪秀全“本欲杀杨”的意图，韦昌辉即使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要屠杀二万余人也是困难的。因为南京城不是百里、千里方圆之城。洪秀全的充耳不闻一一默许，就是对韦昌辉的最大支持。洪秀全的“本欲杀杨”是使二万余人倒于血泊之中的根源。“本欲杀杨”此戒一开，滥杀之风不可避免。有的同志认为，韦杀了杨后，就应该住手，不该再杀二万余人。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的设想，是当时客观形势所不许可的。对立着的双方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队伍一般来讲兵又总是跟着将走的，韦杀杨后，遭到杨的部下奋起反击，爆发更大的武装冲突——屠杀，这是必然的形势发展；韦昌辉的三千余人，要对付比他强大的杨秀清部下，把自己的劣势变为优势，求得成功，势必至于要进行屠杀，这不是韦昌辉生来就是个喜欢杀人之人，它是对立着的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

我们再从“天京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韦昌辉是在洪秀全“本欲杀杨”的怂恿和支持下，才去杀杨秀清的。

“天京事变”从韦昌辉带领三千余人于1856年9月2日凌晨袭击杀死杨秀清开始。韦杨之间的矛盾确实很深，平时韦对杨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并直言不讳地当着洪秀全的面，要求“洪秀全杀杨秀清”，应该讲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但引人注意的是：

(一）9月2日之前的韦，在江西前线，正是他吃了败仗的时候，而同时刻的天京城外虽击溃了江苏清军和江南大营的包围，但清军近在咫尺，双方壁垒森严的形势仍放在太平军的面前。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城内整个太平军都受杨秀清掌管，天京城的卫戌部队又是杨秀清的亲信控制着，进出天京的太平军只能单行行军，而此时的韦昌辉却能带领三千余人返京，没有天京城内有力者的支持能行吗？而这个有力者，除洪秀全外，无人能具备这一条(二）据《金陵省难纪略》云：“东贼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试问江西前线的败将韦昌辉，原是一个见到杨秀清要发抖的人，在外无周密策划，内无一人接应之下，昼夜奔袭天京，岂不等于飞蛾投火？况且，太平天国调兵谴将都有严格规定的制度，高级将领的调动必须通过天王、东王，任意擅自行动是绝对不准许的。韦带着三千余人的队伍，不是三人、三十人，而可以隐匿化装入京，没有天京内部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看，9月2日韦昌辉开始在京大屠杀之后，身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身在何处，所做何事呢？

据《金陵续纪》云：9月2日之后，杨秀清的亲信东殿尚书傅学贤率众“自峨嵋岭扎背至虎贲仓，洪逆与韦威亦扎营于小莹大行宫一带，闭城月余，互相自杀。”这条史料充分说明洪秀全不是不知书杀杨这件事，更未袖手旁观，等闲视之；而是积极地密切配合着书昌辉的军事行动，直接参与了这场大屠杀。

又据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与麦高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详记》云：1856年9月2日上午，洪闻讯韦杀杨后，即刻在同日上午，“诏使在天王宫殿之前栏杆内宣布韦氏罪状”，“天王特下诏惩罚其罪，令受鞭刑四百”。这条资料好象是洪秀全反对韦昌辉杀杨秀清的有力佐证，为一些人经常引用，其实，这条材料若是可靠的话，当日情况却是适得其反。为了阐述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将《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详记》中的有关资料全引如下：

“依照天王圣谕，北王与顶天侯（秦日纲）受笞刑。施刑之际，两人的随从都高声痛哭，而两人则伸手足受刑。肯能望见他的上司（顶天侯）很可怜地哭泣，手抚被笞之部。而行刑者尽力一击，响声可闻，木棍当场折断。因天王曾经降诏东王逆谋是自天泄露的，而其余党一概赦宥不问。当有东王党五千余人被诱卸下军械而被监视。有两座大房是特别指定为收容他们之用。等到全部进去之后，外兵即围攻，屠杀。”

这段戏剧般的记载，值得怀疑的地方太多了。众所周知，天王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王府，“周围加砌高墙，据称有二丈高四尺宽，头嵌砌碎磁瓦锋”,平时警卫森严，只有奉诏的高级将领才能进入，一般人是不能进入的。查有关天王府的历史记载，天王府内尚有两座能容纳五千余人的大房。如果这段戏剧般的记载是真实话，又是谁允许韦昌辉在天王府内演这幕假戏的呢？为什么洪诏旨“宣布韦氏罪状”、“令受鞭四百”之后，韦还能继续进行长达二个多月的大屠杀呢？为什么在这以后的洪秀全连一张制止和谴责韦昌辉屠杀行为的诏书都没有呢？对此，有人解释成为，九月初，天京整个局势是被韦昌辉控制着的。言下之意，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无能为力，因而不能制止韦昌辉的屠杀行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果真是这样，应该说韦昌辉在二个月内杀掉了反对自己的二万余人，其力量是大起来了，地位是更为巩固了。但是不然，到11月中，洪秀全一个命令就制他于死地，可见洪秀全并未受制于韦，也没有丧失最高领导者的权力。实际上，无数事实说明，整个“天京事变”的变化过程，自始至终是受洪秀全所控制的，这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很清楚了。

“天京事变”中韦昌辉残杀了二万余人，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韦昌辉欠了人民的血债，可是洪秀全除了欠人民的血债外，尚欠下韦昌辉一笔帐，因为韦昌辉做了洪秀全要做的事，洪不但没有报答他，反而把他杀了。难怪洪秀全后来杀韦昌辉之时，韦昌辉怒气冲冲地回答道：“我为渠除大害，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这才是韦昌辉的发自内心的痛心之语，很能说明洪秀全在这次事变中充当什么角色。我们与其说洪秀全诛杀韦昌辉是含有为东王报仇之意，倒不如说洪秀全是在杀人灭口。“天京事变”的过程，昭昭在人耳目。不错，举刀的是韦昌辉，在前台演出的也是韦昌辉，但韦昌辉的一举一动，离不开洪秀全的支持和操纵，现在“本欲杀杨”的目的已达，再留下韦昌辉，对洪本身就有危险了，所以杀杨之后的诛韦，正是“天京事变”之后的必然结果。

有人从洪秀全的1856年11月诛韦昌辉并削除其爵位和1859年10月订杨秀清忌日为“东王升天节”等历史现象，来说明洪秀全是贬韦颂杨的。其实，这些都是洪秀全掩人耳目的假戏，不过企图为自己的脸上抹一层发光的油彩而已。类似这样的做法，历史的例子是太多了。若洪果真深恶韦杀杨，1856年9月2日后就可制裁韦昌辉了，不必等到1850年10月再把杨秀清的忌日改为“东王升天节”了。洪秀全的贬韦

颂杨，不是出于对杨的深情厚意，应是出于无奈的表现，借以平息广大将士的愤慨。“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中间四分五裂，矛盾重重，不久就发生了石达开的出走，又直接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军力。1858年5月，清军攻破鄂、豫、皖的咽喉要地九江。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重建，围攻天京力量的加紧，等等，这一系列不利于太平天国形势的出现，促使洪秀全为了缓和矛盾，挽救危机，把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的忌日作为“东王升天节”，以此来安抚广大将士，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天京事变”是洪、杨、韦三者之间的勾心斗角，是农民运动史上发生的一次最大内讧，是农民阶级局限性造成的，是一场深刻的自我残杀的悲剧，是胜利冲昏头脑的记录。它要告诫人们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我们认为，反复体会这段话的意义，对太平天国史包括“天京事变”的研究是极有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