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元朝到底算不算中国的历史？

元对外自称“中国”，我们是否也可称元朝为“中国”？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从传统“中国”性延续的角度看，在元朝，蒙古的政治文化必须朝农耕“中国”的政治文化倾斜，否则无法统治农耕“中国”。而没有农耕“中国”的人力资源、经济乃至文化、技术资源，蒙古帝国难以维持对东亚乃至西亚地区的控制，忽必烈汗亦难维持蒙古帝国最高领袖的地位。达成这一效果的代价，就是蒙古国家的进一步“中国化”。

不仅如此，蒙古的“中国化”甚至不是被动的。元朝与“蒙古帝国”的重要差异，正在于它在尝试统治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时，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模仿和制度创新能力。元朝对金、宋的继承和模仿，尤其是对金朝制度的继承和模仿，使蒙古帝国政治形态转入了此前“中国”历史演进的轨道。

蒙古帝国分裂后的各个汗国，在几乎不可抗的文化、经济力量推动下，转而依存在他们征服的文明之上，元朝是其中之一依附于“中国”文明，则必然会在国家利益上与农耕区域的利益结合。各汗国与元朝之间的关系成为“类中国”式的“宗藩”关系。在各汗国看来，元朝已经转换为“大汗之国”“中国”。无独有偶，从西藏的角度看，高原以东的汉地，一直有着连续的政治传统，其中，元朝是从唐到明的“汉地王统”的一环。西藏史学家的认知，与西欧中世纪和近代的史观大异其趣，他们对于“中国”政治传统的连续特质，有着近距离的接触和直接体会，这种历史书写与汉文历史书写具有明确的共识。

从疆域的角度看，元只是金、西夏、大理和南宋疆域的继承国。忽必烈本人即以继承中原历朝统绪自居，视元的统治为“中国”的延续。元未灭高丽，而是接受高丽维持与其他汗国近似的“藩属”地位，这一举动正是元朝“中国化”的表征。

种种迹象表明，元继承并延续了辽、金、西夏、西辽乃至南宋的“中国”性。元朝的“中国”性，是明朝顺理成章地继承元的疆域和臣民的重要依据，也是满人建立的后金和清朝统治中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原题《族群政治形态的流变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摘自《新史学》第13卷《历史的统一性和多元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作者单位：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