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负责情报、反特工作的潘汉年、杨帆等人根据上级指示，采取了“以特反特”的策略。在当时的公安系统之内，保留了一部分反正的特务人员，利用这些人深谙敌人内情的优势，让他们戴罪立功。

然而，到了1955年，随着“潘杨案”的波连，先前暂留的这些伪特人员们，最终纷纷被捕......

1955年，上海车站路第一看守所内，案情承办人员正在审讯室内严审一名“特务”，要他交代自己与潘汉年在各个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从事反革命的整个历程。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名“特务”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的入党推荐人是已逝的革命烈士——刘伯坚。

董健吾吐露革命经历的过程，如同电视剧《风筝》一般戏剧化

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之中，接下来，此人诉说了自己一系列的革命经历：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滩，参加中共特科，参与了击毙叛徒，为彭湃等人报仇的锄奸行动；

变卖家产，倾家荡产在租界筹建红色幼儿园，庇护了大批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其中就包括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以及毛岸龙。

策划炸沉日军军舰“出云号”行动，潜伏汪伪政府，营救新四军战士，以及解放前策反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率军起义......

随着这名“特务”的不断“招供”，审讯室内，办案人员们的神情变得逐渐严肃起来，众人再看面前这名“特务”之时，眼神中都不由地充满了由衷的敬意。

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内心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眼前的这个人，有着如此传奇而又令人动容的革命经历，怎么会是一名反革命特务？

而就在此人被关押不久，一封信函悄然寄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内，信上写着：

“上海有一个叫董健吾的人，此人曾抚养过毛主席的子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却被关在大狱之内，还请中央审查，是否应当？”

曾经负责过特科工作的周总理，对这个叫董健吾的人也有印象，在看完信函之后，他立即找到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请他负责尽快查办此事。

得到消息的罗瑞卿亲自去了趟上海，在当地进行了仔细调查，并亲入监所之内探望了董健吾，随后他向中央汇报了相关情况，并作出了对此人“取保候审”的决定。

董健吾

其后，随着中央对董健吾的全面审查，当年那个隐匿于历史迷雾当中的红色牧师，最终浮现在人们眼前，他那逐渐清晰的身影，让许多人在了解了他的故事之后，不禁泪眼婆娑......

毛主席曾动情地评价过董健吾：

“我总算才明白，当年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如今解放了，他本人却悄悄隐匿了起来，而我们这些熟人，他谁也不来找，真是一个怪人。”

富家次子，家族寄望

1891年农历正月初五，江苏省青浦县（1958年青浦才划归上海）东门棣华堍董家大院之内，诞生了一名男婴。

董家虽然家境富裕，但人丁一直不旺，到了董守之这一代，已经连续单传了两代。此时，董守之夫妇膝下虽然已有大儿子董羊生，但单传的惆怅，始终萦绕在整个董氏家族人们的心头。

原本所有人都以为，这一代，单传的命运还是难以打破。谁知隔了十四年，董家竟然再次添得一名男丁，一时间，董家上下无不欢喜非常。

董家当时的当家人是董守之的母亲——董沈氏，笃信基督的老太太欣喜之余，为自己这个年幼的孙儿取了一个富有蕴意的名字——董选青，寓意这个孩子是上帝为董家遴选的好青苗，未来必将光大董家的家业。

当时的董家上下，谁也没有想到，这棵被大家寄以厚望的青苗，其未来成长的历程将会那么传奇，那么倔强。

学习西学，改名健吾

清末时期，国人学习西方自强的信念，渗透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当中，西学渐盛的大环境之下，一些富裕家庭在培养子弟之时，大多选择了西学这条路子。

董选青自然也不例外。

在祖母董沈氏的安排之下，幼年时期的董选青被送入青浦圣公会小学读书。

当时的董家家中，还寄居了一名西方女传教士，这名鲍姓女传教士被董沈氏认作了干女儿，彼此之间，如同家人一般亲近。

在鲍小姐的悉心教导之下，董选青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化知识，英文水平更是突飞猛进，自幼便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桃坞中学，始建于光绪二十八年

其后，鲍小姐将董选青推荐到了苏州一家教会所办的桃坞中学读书。在这所学校当中，董选青勤奋学习，同时注重锻炼身体，在他看来，只有具备强壮的体魄，未来才能发扬自己的志向，在社会上做出一番事业。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董选青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董健吾（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接下来的文章之中，统一称其为董健吾），而这个名字，未来也成为了中国革命史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符号。

撕美国旗的牧师

中学毕业之后，勤奋好学的董健吾在家族的支持之下，进入了圣约翰大学之内继续深造。

在这所声名远扬的教会学校之中，董健吾学到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其中就有一位名叫浦化人的同学，成为了董健吾日后走上革命之路的引路人。

晚年时期的浦化人

浦化人是董健吾的同级同学，幼年之时，家境中落，随后接触了大量的底层人民，这便使得同情劳苦大众的浦化人，思想激扬，充满了革命情怀。

当时，两位年轻人同住在一个宿舍之内，每每入夜之后，两人扺掌畅谈，评点国事，当提及时下黑暗的局势之时，两人往往不禁扼腕长叹、激愤不已。

浦化人对革命的向往，以及对光明的期盼，深深影响了同是热血青年的董健吾。此刻，他还没有觉察到，那颗革命的种子已经悄然埋藏在他的心底，正在默默地酝酿着力量，等待着破土萌发的时机。

而这个时机，很快便来到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英国巡捕悍然射杀民众、学生的恶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愤慨。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迅速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帝浪潮。

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

圣约翰大学虽然是由外国教会承办，但学校之内也不乏爱国师生，这些人随后纷纷投入到了罢课、罢教的反帝洪流当中。

而对于这种爱国的正义运动，身为校长的卜舫济却深为不满。

为了阻止该校师生参加罢课、罢教等一系列爱国活动，卜舫济直接下令，圣约翰大学学校提前放假，同时还派人，强行撤了师生在校内设置的纪念“五卅”死难烈士的灵堂。

卜舫济当时将严防校内集会活动的任务，交给了自己最信任、并且视为自己接班人的——董健吾，叮嘱他一定要观察注意，将校内突发事件扼杀在萌芽之中。

卜舫济

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董健吾，最终却站到了爱国运动的最前沿。

当时的董健吾左右为难，一面是锦绣前程，一面是苦难家国。

年轻的董健吾扪心自问，面对家国遭受如此深重祸难，自己是该继续寄身洋人的篱下，甘愿背弃民族之利益；还是摒弃个人私利，慷慨激扬民族之正义？

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董健吾最终毅然站到了爱国师生的这一边。

6月3日，圣约翰大学师生在董健吾的带领之下，降下了该校悬挂的美国国旗，并将其撕成了碎片。

随后董健吾等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在校内升起了中国国旗。

原名斐蔚堂，为纪念圣约翰大学师生在1925年6月3日发起爱国运动，后改名为“六三楼”。（现华东政法学院内）

那一天，在全体师生签字“永不回校”的签名簿上，董健吾的名字，签在了最前面。

看着签名簿上那个刺眼的名字，卜舫济的手不由地颤抖了起来，这个自己最看好的接班人，最终却以如此决然的态度，与自己、和其本人的锦绣前程，彻底决裂。

卜舫济当时喃喃地说着：“年轻人，你终究会后悔的。”

“我后悔过吗？我从不后悔。”

多年后，当董健吾再次回忆当年的往事之时，他摇着头说道： “正是因为那次出走，我才最终遇到了党，遇到了我后来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共产主义。”

屠刀之下救人

离开了圣约翰大学的董健吾在圣彼得堂内当了一段时期的牧师，随后，在家人的活动安排之下，回到了青浦县老家，担任起了青浦县立中学的校长。

因为当时有规定，国民党县党部国立学校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董健吾随后便填了个表，加入了国民党。

而这个身份也成了其日后革命活动的双刃剑，董健吾既利用国民党这个身份帮助了不少革命战友，也因为这个反动身份最终备受连累。

1927年3月22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北伐军趁势攻占上海。青浦县随即成立了革命政府，全国上下，放眼望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攻克湖州会馆

董健吾看着革命军队势如破竹，革命浪潮席卷宇内，内心激动不已，他想到了当年与浦化人一起的夜谈，以及彼此憧憬的那个光明未来。

当时的董健吾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革命很快便会胜利，而中国的未来必将一片光明。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仅仅隔了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便撕下了革命的伪装，露出了其反动的面孔。

1927年4月12日，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成百上千的革命志士，纷纷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白色恐怖迅速从上海蔓延到其他地方，鉴于董健吾是青浦当地声名卓著的社会人物，又是国民党员，青浦县县长顾莞生随后邀请他一起参与当地的“清党行动”策划。

参加会议的董健吾，不忍昔日相识的共产党员蒙祸，便借故寻机，悄悄派人前去通风报信，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此番抓捕行动，最终落空，青浦县内无一名共产党员被捕、被害。

随后，因为青浦当地官员的怀疑，董健吾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携带家眷前往上海，重新操起了牧师的职业。

当时的董健吾内心非常迷茫，上海街头时常响起的警哨和枪声，身边朋友们遭遇不幸的噩耗纷至沓来，使得身在教堂之内的董健吾，彷徨、踌躇不已。

那些一心寻求真理的人们，正在被戕害、屠杀，而我却只能在教堂之内讲经布道、宣传基督，自己这样的职业，该如何做，才能够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呢？

正当董健吾彷徨、迷茫之际，一位老友悄然来到了教堂之内。

他便是董健吾昔日的同学——浦化人。

在最黑暗的时刻入党

浦化人告诉董健吾，自己如今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进入了拥护革命的冯玉祥队伍当中，而且冯玉祥将军本人已经皈依基督，现下正在军队之中大力支持信教布道。

随后，浦化人便邀请董健吾一同加入冯玉祥的军队，利用其牧师的身份，投身革命事业之中。

冯玉祥的军士们手持圣经

这个建议，让一直迷茫不已的董健吾，顿时看到了一线光明，当下的上海，已经被黑暗笼罩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只有革命存在的地方，他才能感到心安，感到存在的意义。

1927年6月，董健吾登上了西行的火车，来到了洛阳冯玉祥的军队之内。冯玉祥对这位教义精深、知识渊博的董牧师礼遇非常，他随即便聘请董健吾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在冯玉祥的队伍当中，董健吾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同时对苏联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主张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就在董健吾准备跟随冯玉祥，在革命的道路之上大干一场的时候，冯玉祥本人的思想却开始发生了变化，他的队伍里随后也传出了“清党”的声音。

因为董健吾的清白处世、正派作风，思想趋向革命，军中纷纷传言，他这个牧师，是个“红牧师”，是中共方面派来的。

当时的董健吾曾对浦化人抱怨道：

“要是我真是中共，倒也算是件好事，可惜我不是呀，我还没有这个福分，现在看来兴教救国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还得走苏联这条革命道路。”

浦化人听了董健吾的抱怨，盯着他看了许久，最终下定决心问道：

“你真的想要参加共产党？当共产党可是会有杀身之祸的，上海那边，地下党员都被杀了好几百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董健吾看着浦化人，坚定地说道：

“我知道你是共产党，所以这话我才敢说，如今看来要救中国，只有依靠共产党。人各有志，我相信共产党的主张，为信仰的主义奋斗，虽死无憾。”

浦化人看着董健吾，点了点头，然后告诉他，让他等自己的消息。

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浦化人来到董健吾的房间，邀请他一起出门走走，两人走在大街上，逛了好几圈，最终在一个偏僻的路口停住了。

刘伯坚

此时，路口的中央，站着已经化装准备离开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刘伯坚紧紧地握着董健吾的手，沉声地说道：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你依然坚定地要求入党，精神可嘉，党组织欢迎你，我的好同志！”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夜晚，在那个幽暗偏僻的角落，董健吾对着无边的夜色，看着越行越远的刘伯坚，举起了手臂，坚定地宣誓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几天后，冯玉祥将军接到了南京方面发来，要求逮捕董健吾的密电，而不愿加害共产党的冯玉祥，随后送给了董健吾一百银元，派人悄悄将他送回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滩，鱼龙混杂，各方势力在此纵横交错。

回到上海之后，在圣彼得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很快便联系上了组织。

原本组织上准备安排董健吾在互济会工作，但负责特科工作的陈赓认为，董健吾的牧师身份以及可以提供掩护的教堂，非常适合加入特科之内。

特科工作时期的陈赓

随后，董健吾被陈赓安排在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内工作，同时负责掩护、联络党组织的行动。

自此，圣彼得堂便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堂，根据组织的需要，董健吾将教堂内部构造进行了一番修改，加设了一系列后门、密道、便门、暗室，使其成为了一个理想的特科联络点。

在那段白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周恩来、鲁迅、李立三、李维汉、潘汉年、冯雪峰都曾在这个秘密联络点内主持会议，讨论工作。

党的一些重要文件、资料、进步书刊，也都汇集在这里保存。

曾是中共联络点的圣彼得堂

董健吾后来曾描述过当时的圣彼得堂内的情况：

这所教堂从外面看，跟其他教堂并没有任何区别，但教堂最神圣的地方——圣坛，它的底下却是空的，我每次存放资料，都将地板撬开，然后将分类包扎好的资料，一摞摞地放下，再恢复原样，不露痕迹。

这段时期，董健吾凭借着与国民党显贵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的关系，以及在青帮中“同”字辈的地位，再加上牧师的身份，经常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家庭之中，为组织积极收集各方面的情报。

当时的董健吾一直在上海滩忙于搜集各方情报，并不直接参加武装行动。直到一天夜晚，陈赓亲自敲开了圣彼得堂的侧门，并随着董健吾来到了密室之中。

随后，陈赓神色严峻地对董健吾交代了一项任务——协助红队，除掉出卖彭湃等人的大叛徒白鑫。

锄奸，特科在行动

当时，特科已经掌握了叛徒白鑫准备在11月11日出逃国外的动向，为了及早除掉这个大叛徒，在确定了白鑫的住处之后，陈赓开始部署锄奸行动。

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白鑫

他首先找到的人便是董健吾，陈赓给董健吾部署了两项任务：

一、 摸清和合坊周围地形，为红队行动，提出最可行的方案。

二、 红队行动时，在里弄外监视敌特情况，随军核实狙击战果，迅速反映情况。

接到任务的董健吾，随后多次化装前往和合坊现场进行侦查。

经过仔细观察，董健吾最终绘制了一张精确的和合坊内外地形图，并在图中标注了敌特军警设岗的位置、红队人员的隐蔽地点，以及行动时的进退路线，他还亲自核准了距离现场最近的嵩山巡捕房巡警闻讯到达现场的最短时间，让红队队员务必在这段时间内结束战斗。

11月10日，陈赓在圣彼得堂密室之内，举行了锄奸行动前的秘密宣誓大会，在会上，陈赓给大家讲了白鑫的叛变、以及彭湃、杨殷烈士的牺牲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董健吾听得愤慨不已，随后，他随着众人一起，在密室内郑重宣誓：

“为党的事业百折不挠，临危不惧，誓死为死难的烈士报仇雪恨！”

11月11日下午，红队进入董健吾建议的潜伏地点，而董健吾则化妆成一个社会闲汉，悠闲地步行在里弄外的大街上。他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在紧张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探看敌人是否设有暗哨，以便及时通知行动人员注意。

暮色降临，就在白鑫走出宅院，走向汽车车门的那一霎那，红队队员们从隐蔽处突然现身，一时间，里弄之内枪声大作起来。

几分钟的激战，红队得手之后，快速撤退，而扮作闲人的董健吾则挤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探看、复核着红队的战果。

在一片噪杂声中，董健吾看到地上横七竖八倒着几个血人，巡捕房开始封锁现场，正当他为红队完成任务欣喜之时，突然听到了有人没死的消息。

别是白鑫逃过一劫？

忧心忡忡的董健吾，当晚便匆匆赶到了一个跟自己有联系的法租界巡捕房内线家中，打探消息。

特科时期的董健吾

最终董健吾从巡捕房内线处得到了白鑫已死、范争波受伤的确切消息，当晚他便将战果汇报给了，正在焦急等待消息的陈赓。

当时的上海滩，各方势力波云诡谲，暗战的残酷，令人闻之胆寒。随后，董健吾在陈赓的领导之下，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任务。

对于困难，董健吾从来不怕，然而有的事情，却让他感到很为难，毕竟有句老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不久，董健吾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变卖家产办幼稚园

1929年12月，陈赓来到了圣彼得堂之内。这一次，陈赓既没有安排董健吾去侦查情报、也没有让他协助红队锄奸，而是交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任务——兴办一所幼稚园。

大革命失败之后，许多共产党员因为革命工作的原因，四海为家，无法照顾和抚养自己的子女，还有一些革命同志在斗争中被捕、牺牲，他们的子女中，有不少人如今流离街头、生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了保护这些革命后代，中共中央最终作出了兴办一所幼稚园的决定，以收留、抚养这些无以为家的革命后代，为革命留存希望的火种。

陈赓觉得，当前形势之下，董健吾有着牧师这个身份，以教会名义兴办幼稚园，同时担任幼稚园园长将是再合适不过。

对于抚养革命后代，董健吾听完自然感到义不容辞，他向陈赓表态，坚决办好这所幼稚园。随后，他提出了一个现实的困难，那就是——办园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而自己这边，确实很困难。

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租赁房屋、购买物品、雇佣劳务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而陈赓所提议的互济会筹款五百元，以后每月付两百元的常费，对于办园来说，不过只是杯水车薪。

为了办幼稚园，董健吾在教堂召集教众募捐，虽然先后也募得了一些资金，但距离办园所需，依然有着不小的缺口。

正当董健吾为办园资金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青浦老家那边，来了一封信，信是老祖母寄来的。因为自感年事已高，恐怕不久于人事，祖母董沈氏便决定，在自己临终前，将家业进行分割清楚。

对于这个很早便背井离乡的孙儿，祖母也给他留了六十亩地，希望给孙儿留下一个最后的保障，万一董健吾在外面不如意，回到家乡至少也能够有所依靠。

然而，令董沈氏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留给孙儿的最后保障，却被这个“不孝孙儿”转眼给变卖了。

面对祖母的愤怒、哭泣、痛责，董健吾低头承受，没有一丝辩解。一面是疼爱自己的祖母，在临终前给予自己的最后一丝关怀，一面是党的事业，是对那些死难先烈们最大的慰藉和交代。

董健吾在祖母和父母的一片责难声中，将分到手的田产以50元一亩的价格卖掉，最终凑齐了开办幼稚园的经费。

1930年3月，中共中央在白区创办的第一个红色摇篮——大同幼稚园开园兴办，不久，三十多名革命先烈的子女们陆续被收揽入园。

大同幼稚园创办所在地——上海武定路414号

他们之中，最小的不满周岁，最大的也不过八岁，有彭湃的儿子彭小湃，恽代英的儿子恽仲希，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人。

这里面，还包括毛主席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以及不到四岁的毛岸龙。

毛氏三兄弟

当时的董健吾是怎么也不会想到，未来自己将会和眼前这三个兄弟，结下一段堪比家人的亲情缘分。

抚养毛氏兄弟

这个在白区兴建的幼稚园，成为了革命先烈后代们心灵得以慰藉的避风港，不管外面敌特如何怀疑、探看，董健吾始终拼尽全力，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将这些危险最终化险为夷。

1931年，大同幼稚园全体师生在法国公园合影。后排右一为毛岸青，旁边小孩儿是毛岸龙

他利用自己与国民党显贵们的关系，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幼稚园亲提园名。

利用自己牧师的身份，挡回了巡捕房的一次次盘问、调查。

然而，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董健吾最终还是离开了幼稚园一段时间，而就在这段时间内，幼稚园内发生了一件让他困扰终身的事情。

1931年3月，董健吾奉周恩来之命，陪同顾顺章前去武汉执行任务。就在董健吾离开的这段时期，年幼的毛岸龙突然发病，高烧腹泻不止，在送往医院抢救的当晚，便因医治无效病亡。

多少年之后，董健吾依然对毛岸龙的夭折，痛惜不已，他后来曾不停地扪心自问：

“倘若自己当时没有离开上海，会不会岸龙就能够抢救及时，或许还有可能救回来？”

这件事情，也成为了董健吾一生的心结。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而董健吾则冒险逃过敌人的重重搜捕，最终返回上海。

顾顺章

顾顺章的叛变，使得上海方面的地下组织，顿时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为了确保革命后代的安全，大同幼稚园最终解散，所有革命后代寄养在亲戚或可靠的同志家中。

而对于在上海无依无靠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党组织最终决定，将抚养毛氏兄弟的重任，交给了董健吾。

董健吾曾在后来的回忆录当中写道：

“为了保存这两颗革命火种，抚育主席的后代，以慰开慧烈士在天之灵。我毅然决然地把这副千斤重担挑了起来，没有被白色恐怖下，全家窝藏“匪首”之子的杀头罪名所吓倒。从此，全家的命运与这两个孩子的安危就联系在了一起，成了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一家人。”

毛岸英、毛岸青刚开始跟着董健吾和妻子郑兰芳一起居住，一家八口人住在一起。但此时郑兰芳刚刚生育，董健吾又要忙于革命工作。

郑兰芳女士

为了更好地照顾毛氏兄弟二人，随后，董健吾找到了自己的前妻——黄慧光，将兄弟二人安排在了这个家中，由黄慧光以及她与董健吾所生的几个子女，共同守护这两个兄弟。

自此，毛氏兄弟便成为了这个家庭之内的编内成员，他们和董健吾的小儿子董寿琪一起生活、玩耍，董寿琪学兄弟俩的湖南话，而毛岸英、毛岸青则跟着董寿琪学上海的方言。

几个同龄人很快便成为了最要好的亲人、伙伴，每次董健吾来看望毛氏兄弟，给三人分零花钱，这三个人往往会将零花钱交给毛岸英统一支配使用，如同亲兄弟一般。

在这个大家庭内，毛岸英、毛岸青感受到了那份久违的炙热亲情，而董健吾也在那段艰难的时期，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呵护着这两个年幼的革命后代。

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

因为组织上的工作安排，董健吾后来辞去了牧师职务，专门从事保卫工作。这就使得董家顿时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而随着后来党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党的经费供应愈发困难，董家的日子也变得愈发艰难起来。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抚养毛氏兄弟的黄慧光不得不靠典卖家里的东西、和女儿一起为他人洗衣、缝补、扎花挣钱度日。

那段时期，全家一起扎花、替别人做家务的记忆，令年幼的毛岸青记忆深刻，多少年后，他还清晰地记得：

“那个时候，家里没吃的，穿的也不好，盖的是破棉絮。大家都挨饿，还得扎花，我那个时候小，整天喊着饿。现在想想，当年黄姨抹泪无奈的样子，真是令人感到万分心痛。

回想起我们在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1934年冬，毛岸青突然出起了麻疹，随后毛岸英又紧接着患上了伤寒，两个孩子同时生病，病势愈发沉重，十分危险。

万般无奈之下，董健吾只好把家中能收拢的旧衣物，全部典当出去，为兄弟两人治病，但些许典当钱，根本无法负担得起昂贵的医药费。

随后的日子里，因董健吾奉命出去办事，黄慧光便自己背着毛岸英、搀扶着毛岸青，到附近送诊给药的慈善机构门口，去寻求救助。

年幼的董寿琪则跟着母亲一起帮着拿药，回来给毛氏兄弟煎服，在董家人的悉心照料之下，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的病，最终得以痊愈。

毛氏兄弟在董家呆了四年多，在这四年里，董家人含辛茹苦地抚养着这兄弟二人，整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牯岭路51弄，毛氏兄弟曾在黄慧光的家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每天一旦发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带着全家人携带干粮出去避风头，一直等到天黑，确定没有任何事情，才敢领着一群孩子回家。

黄慧光曾对董健吾不止一次地说过：

“这两个兄弟，咱们总是让他们藏在家里面，不让上学不让出去，虽然大孩子们能教他们认一点儿字，但毕竟不是正规教育，你得想法子让孩子们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呀。”

那个时候，组织上都没有更好的主意，董健吾还能有什么好办法，他只能一次次地说，等有机会，等有机会。

最终，这个机会还真是让他给等到了。

送毛氏兄弟出国

1936年初，董健吾奉命护送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进入红区，因为等候斯诺的到来，董健吾在西安停留了两个月。

埃德加.斯诺

这两个月内，他经常出入于张学良的家中（董健吾与张学良结识于，1935年前去瓦窑堡传递密信之时），和张学良、赵四小姐一起叙谈、吃饭、鉴赏文物，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在护送完斯诺返回上海之际，张学良设家宴为董健吾践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什么需要自己帮忙的地方没有？

董健吾想了想，向张学良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另一个是我的儿子，不知道张将军能否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将来学成归国，也可以为国效力。”

张学良想了想，觉得这事儿并不难办，便笑着答应了。他当时是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将要帮助的那两个革命子弟，竟然会是毛泽东的儿子。

过了几个月，张学良奉蒋介石之令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 期间, 他秘密来到上海,找到了董健吾，给他开出了十万元的支票，并派遣自己的部下李杜将军，帮助将孩子们带到法国，然后进入苏联。

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带着三个孩子赴法护照（左上董寿琪，左下毛岸英，右上毛岸青）

后来，三个孩子抵达法国之后，苏联驻法领事馆通知，只准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入境，不准其他人进入苏联。

临别的那一天，阴雨蒙蒙，三个孩子站在苏联领事馆门前哭着分别，毛岸英拉着董寿琪的手安慰道：

“我们也不舍得你离开，你不要难过，咱们以后肯定还有机会再碰面，你回到上海之后，代我们向伯伯、伯母及全家问好，我和岸青会时时刻刻想念你们的。”

董寿琪在泪眼朦胧之中，看着毛岸英和毛岸青被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带进了使馆之内，当时的他相信毛岸英说的话，彼此以后还有机会再见面。

然而，许多年后，当他再次听到毛岸英的消息之时，已经是天人永隔了......

断线的风筝，双重特工

送走了毛氏兄弟，董健吾如释重负，先前的他每日如履薄冰，生怕这两个孩子有任何闪失，愧对党组织对自己的重托。

然而，就在毛岸英他们离开不久，1936年10月的一天，当时的上海地下党领导潘汉年，突然找到了董健吾，并向他宣布了工作方面的调动安排。

潘汉年

当时的上海，因向忠发、顾顺章等人的相继叛变，使得当地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此，中央决定上海地下党组织暂停活动，党组成员分批撤离。

随后，上海党组织决定，将董健吾调离上海，赴武汉听从组织重新分配工作。

然而，这个决定，却让董健吾陷入了一个非常纠结的地步，因为此时，上海这里需要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一旦自己彻底离开了上海，那么家里的那些人，就再也无法照顾了。

当时的董健吾需要照顾的人很多：有哥哥董羊生（早亡）留下的三女一子，以及自己与前妻所生的二女二子，还有与现任妻子郑兰芳所生的四子三女，一大家子十几个孩子都要靠自己养活。

思虑再三，董健吾向潘汉年提出，想要继续留在上海的要求。潘汉年最终同意了董健吾的请求，两人约定，董健吾继续与潘汉年保持单线联系，而董健吾今后则自谋生计，组织上虽不干预，但其所作所为都必须把党的利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此时的董健吾以为，自己在上海有潘汉年这个单线领导，就不算是与党失去联系，然而，后来随着上海局势愈发恶化，潘汉年远走香港，董健吾这才发现，整个上海滩里，自己竟再也联系不上同志们了。

董健吾与党组织，顿时失去了联系。

在这段日子里，董健吾先后参加了卢田东领导的国民党上海抗日行动总队以及熊剑东领导的淞沪特遣支队，积极投身到了抗日战斗之中。

1937年8月，董健吾曾与海军将领一起，密谋策划炸沉入侵上海的日寇战舰中的旗舰——“出云”舰。

侵华战舰——出云舰

根据董健吾的策划，董健吾的弟子何子玉装扮成清道夫模样，在外滩一带以打扫清洁为名，侦查到“出云”舰的精确位置，随后向董健吾汇报。

8月16日晚，国民党方面派出行动人员，划船潜至“出云”舰尾端，将炸药安放在其尾部，最终重创“出云”舰，使得这艘日寇的指挥旗舰，最终不得不退出战场。

出云舰被炸的报道

随着上海的沦陷，受日寇追捕和生活贫困的双重打击，董健吾在上海的生活愈发难捱，后来，他在老同学的介绍之下，在周佛海的下面谋了一个伪警官学校教训处处长的职务，期间曾暗中救护过十几名新四军被俘战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身在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麾下任职的董健吾，看到战后伪军们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军队，并积极开始谋划反共活动，便借口自己患有严重湿疹，装病离开了熊剑东。

自此，董健吾便在上海斗室之内赋闲，深居简出，期间他曾多次试图寻找党组织，但最终却没有任何结果。

这段时间，董家人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之中，家里的生活全靠变卖古籍、家具为生，孩子们全部辍学在家，妻子、孩子们靠给人打零工挣钱，艰难地维持生计。

家里没有吃的，孩子们整日饿得面黄肌瘦，邻居们都实在看不下去了，便经常施舍一些残羹冷炙给董家，而家里的女孩子们因为买不起肥皂、洗头膏，头发里都长了虱子，只得全部剃成了光头，各个用布裹着脑袋。

当时，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病倒在床上，看着家里穷困潦倒的样子，含着泪鼓励孩子们要坚持下去，她给孩子们说：

“苦难是暂时的，天就快亮了，你们的父母是党的人，咱们总有一天会翻身的，孩子们，只要共产党来了，咱们就有饭吃，就有书读了。”

后来，董健吾遇到了一个贩卖古董的熟人，对方请他帮忙鉴别古董，给了一笔不小的酬劳，这才把董家从饿殍的死亡线上，最终拉了回来。

随后，董健吾加入了民革之中，在民革期间董健吾曾帮忙护送过叶剑英的秘书——章良思离开上海，也曾亲自与孔如霖一起，进入苏州城内，成功策反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率众起义，为新中国解放立下了大功。

上海解放后，董健吾曾写信想要见一见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遭到了潘汉年的拒绝。

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左前一）

潘汉年的拒绝见面，使得董健吾的身份以及党组织关系，成为了一个难以证实的谜团。

随后，被拒绝后的董健吾并没有气馁，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他开始以一名基层“眼线”的身份，协助公安机关，肃清上海潜伏的特务人员，不计报酬，不分昼夜地四处奔波。

董健吾曾这样对家人说：

“我的前半生已经献给了党，后半生不能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挫折就半途而废，既然是党的人，就要从一而终。”

然而，不久，随着“潘杨”案的波及，董健吾最终以伪敌特的身份，被捕入狱......

随后，经中央调查，其身份才逐渐被世人所知晓......

毛主席对陈赓的嘱托

1960年，陈赓前往上海疗养的前几日，毛主席和周恩来约见了陈赓，他们给陈赓仔细交代，一定要给上海的董健吾安排工作。

陈赓

陈赓来到上海的次日，便找来了董健吾，此时的董健吾因为生活所迫，年近七旬，干起了推拿大夫的营生。

陈赓告诉董健吾，自己这次来，是受中央负责同志委托前来，不是以私人关系会面的，经过中央决定，董健吾之前的一些问题，最终由中央承担。

随后，两人谈起当年在上海滩的往事，不禁唏嘘感慨。陈赓埋怨董健吾为何不早来找自己，不和自己通信。

董健吾回答：

“不是我不想找你，是你官做大了，怕你不睬，高攀不起。”

陈赓笑道：

“不应该，不应该，你太过虑了，咱们当年一起干特科的人，就剩咱们这几个了。谁来找我，我不见，也不可能不见你呀。”

最后，陈赓将董健吾今后的工作事情，托付给了上海市市长，并仔细核定了董健吾的工资，要求解决董健吾的工作、住房等一系列问题。

陈赓当时给对董健吾说，等这些事落实好了，我到时候亲自去看看你那房子。

然而，仅仅才过了一个月，陈赓便在上海因病突然去世了。

董健吾随同众人，参加完陈赓的遗体告别之后，自此一病不起，期间甚至一度病危，经过几个月的病体缠绵，才最终逐渐康复。

长眠

病愈之后的董健吾，随后担任起了上海市委参事室参事。

在后来的动荡的岁月之中，董健吾身受波及，于1970年12月12日离开人世，结束了他那传奇而又功勋卓著的一生。

1976年董健吾得以平反，骨灰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六年后，董健吾得以平反昭雪，骨灰最终迁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谨以此文献给为国、为党奔走一生的董健吾先生，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祖国的荣光，离不开当年那批为了国家、民族和党的事业，默默奋斗的先烈们。

致敬先烈，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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