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起义的人结局不同：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打响第1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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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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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起义的几个人结局各不相同：1911年10月9日中国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筹划起义时，枪支走火，被迫于提前起义。

武昌起义是很复杂的历史事件，参与者的结局各不相同。

这些人虽都是反清，推翻清王朝以后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在1908年前，革命党主要依靠海外知识分子以及会党人士，进行反清起义。

然而，海外知识分子的数量太少，而会党的成分复杂，又不是正规军，实力有限。

所以，之前一系列起义都失败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卵击石。

同盟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黄冈起义。

起义的革命党只有700人，打着青天白日旗，占领潮州饶平县黄冈城。

而广东的清军最少也有七八万数量，区区700人哪里是对手。

满清潮州总兵黄金福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分别派遣部队夹击。

仅仅6天后，黄冈起义就被镇压。

负责阻挡清军的革命党牺牲200多人，其余只能分散逃走。。

通过以上的实例，可见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至理名言。

没有可靠的枪杆子，再好的革命理念也没有施展的空间。

从1908年开始，同盟会下属的各党派，都开始将注意力放到新军。

这里简单介绍一些同盟会。

同盟会是一个反清革命党的大联盟，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很多党派。

这些党派虽都要求反清，政治理念却有不同。以光复会为例，它并不赞同孙中山“平均地权，创立民国”建立现代化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反而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章太炎）。光复会另一个领袖陶成章也说过：“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

同盟会并非后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那样是组织严密的政党，而是比较松散，内部党派互相合作，也有对立。

孙中山是最高领袖、精神领袖，其他还有多个领袖，比如宋教仁、黄兴、黄元秀、蔡元培等人。

随着起义一次次失败，1908年以后，同盟会下各党派都将注意力放到新军身上。

所谓新军，就是清政府在庚子事变以后建立的新式陆军。

庚子事变之前，清政府建立了10万人新式陆军， 武卫军。

由于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大举进攻，除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在山东保存完好以外，其余几支武卫军都被打垮。

庚子事变后，满清政府深感国内局势混乱，国外列强不断入侵，又重新编组了新军。

1906年，新建的陆军部拟订了全国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

至1911年清亡时，共计成立十四个镇、十六个混成协、禁卫军2协，以及几个独立标、营。

而新军战斗力最强的，主要是以袁世凯武卫右军为基础，训练的北洋六镇，这也是后来北洋军阀的摇篮。

另外，就是当年张之洞在湖北编组的湖北新军。

张之洞早在1894年就组建过新式陆军自强军，湖北新军的战斗力也很强，素质很高。

此次新式陆军，同以往的清军有很大不同。

甲午战争期间，清军是拿着西洋武器作战的封建雇佣军，训练陈旧不堪，军官根本不懂西洋战法。结果，他们被完全西化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而武卫军，就比之前的清军厉害多了。他们装备了很多更先进的西洋枪炮，还聘请西洋教官进行训练。然而，武卫军仍然只是学到了洋人军队一些皮毛，主要是军官素质差，导致军队指挥非常差劲。庚子事变中，武卫军的武器和八国联军没有代差，但军官指挥混乱，根本不是七拼八凑洋人部队的对手。

此次新军和以往都不一样，采用类似于日军那种完全西化，尤其重视军官的培养。

但是，当年老百姓文化程度很低，能够学好西方军事的人，基本都是有新思维的知识分子，很多还有留学经历。

满清制度从根本上的腐败和残暴，只能迷惑无知的愚民，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是无效的。

况且，国破家亡的惨状，稍微有血性的中国人就无法容忍。

同盟会大量安插干部进入新军，进行反清宣传，准备进行兵变。

很快，这些新军军官普遍接受了革命思想，由此新军成为革命的主力。

后来分析，1911年武昌首义是新军起义，然后响应的陕西、湖南二省，是新军起义。接下来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也是新军起义。除上海、广东、广西辛亥革命起义是以民军商团为主之外，其他各地起义均为新军起义为主。

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新军大起义。

其中，尤其湖北新军最为革命化。

湖北新军中，有着不少留日的军官，这些人很多就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党。

而渗透湖北新军的革命党，主要是共进会及文学社。

尤其是1908年共进会首领孙武回到武汉后，在新军中有很大的发展，且在1911年同文学社一同行动。

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在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共进会派居正参与，服从同盟会的领导。

由此，共进会和文学社，成为同盟会全国起义的一部分。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11年，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

成都数万群众在四川总督府门口请愿，被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2人，伤者无数。

一时间，四川民众震怒，在同盟会领导下开始四处起义。清政府失去对四川局面的控制，惊慌下免除赵尔丰职务，紧急命令端方率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清军兵力捉襟见肘，端方带兵走后，湖北地区已经没有其他部队能够增援。

武汉清军的防御非常空虚，是起义的绝佳时机。

在1911年9月，文学社和共进会开始酝酿武昌起义，同盟会也尽力给予支持。

在武昌起义之前的10月，文学社和共进会要求同盟会领袖“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

可惜，黄、宋都是被清政府通缉的要犯，进入湖北哪有这么简单。

直到起义爆发，这两人都没有来得及赶到。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国租界研制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孙武受伤不轻。

俄国巡捕赶来查看，孙武和同志们及时逃走。孙武斗争经验丰富，立即下达起义的命令。

与此同时，湖广总督瑞澂也大肆抓捕革命党，一共抓住32人，当场杀死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3名革命党骨干。

见情况危急，革命党只能背水一战，冒险起义。

共进会总代表、新军工程营班长熊秉坤等人紧急讨论，决定立即在10日起义。

由连长吴兆麟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

9日晚上，新军中的革命党，基本收到起义的命令，开始做准备。

晚上7点，支持满清政府的排长陶启胜发现：共进会会员班长金兆龙与士兵程定国抱着步枪睡觉，身边还有一盒子弹。

根据军营的纪律，士兵不得随意携带实弹。

陶启胜大怒：你们干什么？要造反啊！

金兆龙回答：造反就造反！你能怎么样？

陶启胜挥手就打，两人激烈扭打起来。

程定国见状只得开枪，一枪将陶启胜打伤。

其实，陶启胜这处枪伤并不致命。随后他逃出军营，恰好遇到管带（营长）阮荣发前来镇压。枪响以后，军营已经大乱，革命党的士兵纷纷聚集起来准备作战。看到陶启胜突然跑出来，阮荣发误以为他也是革命党，开枪就打。倒霉蛋陶启胜又中一枪，最终重伤不治。

而陶启胜并不知道一件事，自己的亲弟弟、担任副班长的陶启元，竟然也是革命党。

一说，陶启元知道当天要起义，又知道哥哥秉性愚忠，无法被说服，甚至知道真相后还会大义灭亲。他就谎称为哥哥求了签，说他在当天有一个劫数，千万要在家回避，不能外出。

谁知道陶启胜根本不信，仍然去军营巡视。

结果，他成为武昌起义中第一个被杀的清军人物，也将名字写入了历史书中。

由此，武昌起义打响了。

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新军纷纷响应，总数高达3000多人。

在武汉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占领总督府。

火炮一响，湖广总督瑞澂吓得屁滚尿流，带着妻儿逃到长江的军舰上。

一说瑞澂不敢走前门，带着全家和随从赶到后门。

看门人已经跑了，仓促之下这伙人找不到钥匙。

此刻前门枪炮声逐步密集起来，瑞澂顾不上体面，从后门傍边一个狗洞钻了出去。

其实，革命军距离总督府还远得很呢。

瑞澂逃走以后，清军总指挥第八镇统制张彪也心虚，不愿意留在城内等死。

他率部坚持了一段时间，也迅速逃走，清军顿时群龙无首。

由此，到了10月11日凌晨1时30分，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此次起义的成功是具有一定偶然性的。

如果瑞澂和张彪能够沉着应战，固守待援，武昌起义未必能够胜利。

而两人只顾逃亡的丑态，也是满清政权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张彪对此颇为羞愧，将自己在天津的府邸张园，交给退位皇帝溥仪居住，不收一分钱，也算是道歉赎罪吧。

10月11日晚，驻防汉阳兵工厂等处的士兵祝制六、胡玉珍率众起义，占领汉阳。

10月12日汉口光复。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这是革命军，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

由此，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满清政府垮台。

那么，参加武昌起义的几个人物结局又是如何？

各不相同。

这些人虽都是反清，不是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反而倾向于袁世凯的权威政府。

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爆炸中受伤很重，没有指挥武昌起义。

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孙武亲自陪同孙中山多日。

孙武很快失去了军权，和袁世凯保持面子上的和平，得以委任一些参议之类的虚职。

袁世凯死后，孙武主要在武汉地区做一些实业，没有再带过兵。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以后，认为孙武没有反对北洋军阀，废除了他的所有虚职。

孙武从此隐居起来，到1939年病逝。

起义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很快也被袁世凯排挤，失去了军权。

吴兆麟少年从军，打了10多年的仗，不愿意再去厮杀，转而和孙武一样搞民生工程。

他脱离政治，长期在湖北搞水利工程，颇有建树。

抗战期间，吴兆麟年老力衰，患有严重哮喘病，不能离开，只能留在武汉。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强迫吴兆麟担任伪军总司令、湖北省首席参议等高职务，都被他拒绝。

吴兆麟名气很大，日伪不便于杀死他，就将其软禁。

1942年，吴兆麟因病情恶化而去世。

熊秉坤是起义军的参谋长。

和上面2个人不同，熊秉坤始终站在孙中山身边，参加了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等等，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后，1930年熊秉坤担任武汉市长。到了抗战爆发，熊秉坤仍然坚持抗日，但年龄较大，已经无法领兵打仗。

抗战结束以后，年过6旬的熊秉坤开始退休的生活。

解放军占领武汉时，熊秉坤也没有逃到台湾，后来加入全国政协。

文革时期熊秉坤也被冲击，家被抄，在1969年病逝。

两个士兵金兆龙、程定国的结局就不同。

程定国坚决反清，后来却效忠袁世凯，参加镇压革命党，在1916年被革命党抓捕后处死。

金兆龙被升职为军官，但他性格粗鲁，脾气暴躁，和同僚关系极差，最后离开部队回了老家。

后来，金兆龙在北洋政府担任一些基层小职务，混口饭吃。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后，念他革命有功，让他担任“湖北清乡总局”黄冈县团佐等低级军官。

金兆龙在1933年病逝，也算有个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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