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脱口秀也太敢讲了，不怕掉脑袋吗？

在“艺胆包天”的宋朝伶人中，以活跃于神宗朝至徽宗朝前期的丁仙现最为出名。因丁仙现为“教坊使”，时人又尊称他为“丁使“，不过丁仙现之名能入史笔，却不是因为他当了教坊使，而是因为他敢于谏政。

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主持变法，宋神宗“一切委听，号令骤出”。但新法骤然施行，“于人情适有所离合”，因而受到阻挠，“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可是王安石一意孤行，凡是反对他的大臣，“多被黜降”，后来，廷臣便沉默不语。“当是时，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尔。”王安石每行一新法，都要设宴庆祝，而宴会中又会表演杂剧，丁仙现便借着演戏之机，“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为人笑传”。

几次三番被丁仙现当众嘲弄，王安石“不堪，然无如之何也”。最后还是忍无可忍，“遂发怒，必欲斩之”，但他未能得逞，因为神宗皇帝得悉王安石起了杀心，预先将“丁仙现匿诸王邸”。坊间遂有“台官不如伶官”之谚，台谏官抗议王安石变法，多受黜降、外放，而丁仙现讽刺王安石，王氏却拿他没办法。

丁仙现究竟怎么嘲讽王安石，因文献佚失，已不得而知。不过，宋人笔记中有一则讲述丁仙现作剧讥诮侯叔献兴水利的记载，可作为参照。侯叔献，都水监长官，是执行王安石“农田水利法” 的得力干将，曾大兴水利工程，引汴水入蔡河，虽使航运畅通， 但工程劳师动众，百姓深受其苦。

熙宁九年（1076），神宗生日，教坊照例要进演“献香杂剧”。丁仙现饰演一僧人，自称“善入定”，能神游天地。旁人问他看到什么。答：“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窃问左右，云‘为奈何水浅献图，欲别开河道耳。‘”侯工部，即侯叔献。丁仙现讽刺他“兴水利以图恩赏”。时侯叔献刚刚去世未久，丁仙现就暗讽他恶有恶报，死后下了地狱。

想来丁教坊使对王安石，也不会嘴下留情。

王安石其实也不必太恼怒，因为被杂剧伶人拿来开涮的宋朝宰相，绝不止王安石一个。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等大权相，都不止一次遭到优伶的语言鞭挞。

崇宁二年（1103），一日内廷举行宴会，席间表演滑稽戏，伶人扮演市井间的小贩，在街边卖浆，一文钱一杯。一“顾客” 来买浆，喝了一杯，掏出一枚“当十钱”，要“小贩”找零。“小贩”说：“方出市，未有钱，可更饮浆。”顾客连饮五六杯浆，肚子胀鼓鼓的，说：“幸亏是‘当十钱’，要是相公做‘当百钱’，那可如何是好？”伶人讽刺的是宰相蔡京，因蔡氏发行“当十钱”，一枚大钱的面值等于十枚小平钱，民间遂大肆偷铸大钱，导致币制大乱，百姓行用不便。

绍兴十五年（1145）春，科举开考前，临安伶人作场演杂剧， 扮演一群应考的士子在讨论今年的主考官是哪一位。众人说“某尚书、某侍郎当主文柄”。一“长者”表示不认可，并认为今年必定会差遣彭越担任主考官。有人问 ：“彭越是何人？朝廷之上，不闻有此官员。”“长者”表示彭越乃是汉朝的功臣梁王。众人说：“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来得？”“长者”表示，上次考试，是汉朝楚王韩信主考，所以今年主考者一定是梁王彭越。众人“嗤其妄”，说他胡说八道。“长者”笑了，说：“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听到这里，“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

伶人此番嘲讽的正是权倾朝野的宰相秦桧。原来，上一次开科考试，秦桧之子秦熺，侄儿秦昌时、秦昌龄，俱榜上有名，“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伶人却是胆大，故意拿“韩信取三秦” 比附“科举取三秦”，讥讽秦相爷将科举录取名额当成了自家私囊。秦桧受伶人嘲讽，却“不敢明行谴罚”。

庆元初（约 1195），韩侂胄为宰相，把持朝政，其弟韩仰胄为知门事，控制了内廷，时人称之为“大小韩”，“求捷径者争趋之”。一日内宴演滑稽戏，优人扮作在吏部候选的士人，“自叙履历才艺，应得美官，而流滞铨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拟，方徘徊浩叹”。恰好此时，一名算命先生从身边经过，士人便拉住他， 问何时可任官得禄。算命先生高声说“君命甚高，但以五星局中，财帛宫若有所碍。目下若欲亨达，先见小寒；更望事成，必见大寒可也。”讽刺天下士子想得美官，须先拜见大韩、小韩。

宝庆年间（1225—1227），宰相为史弥远。一日相府开宴，表演杂剧。两伶人扮作士子念诗，一人吟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另一人说：“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史弥远正是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伶人讥诮史宰相“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呢。相传史弥远被讽刺后，“自后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杂剧”。

但史弥远被杂剧伶人盯上了。你相府内不演杂剧，其他地方可是要演的。又一日，四川“制阃大宴”，请来优伶演滑稽戏。伶人这回演的，是专拿孔子及其弟子开涮的“弄孔子”戏：几名伶人扮成“衣冠者数辈，皆称为孔门弟子”，在讨论怎样才能够 “改官”（晋升调任）。”一人说：“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与改。’可谓侥幸。——《论语》载有孔子批评宰予的一句话：“于予与改（我对宰予的看法已改变）。”伶人故意曲解成“夫子批准宰予改官”，引人发噱。

又一人说：“吾颜回也。夫子曰 ：‘回也不改。’”言下之意就是未能改官。——《论语》也载有孔子赞扬颜回的话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伶人又故意将“回也不改”曲解为“孔子不让颜回改官”，也是令人忍俊不禁。

“颜回”因为不得改官，有些愤愤不平，问“宰予”：“吾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为独改？”“宰予”答 ：“吾钻故改，汝何不钻？”意思是说，我善钻营，所以得以改官，你为什么不去钻营？“颜回”说：“吾非不钻，而钻弥坚耳。”——《论语》载有颜回的一句话 ：“颜渊喟然叹曰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本是颜回感叹孔子思想博大精深之语，但伶人又故意将“钻之弥坚” 曲解成“削尖脑袋去钻营，无奈钻到花岗岩”。

正当观众忍不住大笑之时，扮演“宰予”的伶人抖出包袱 ：“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钻弥远乎？”看到这里，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伶人是在开涮当朝宰相史弥远。

被杂剧伶人拿来开涮的宰相，当然不止史弥远、韩侂胄、秦桧、蔡京、王安石数人，李迪、蔡卞、何执中、真德秀（拜参知政事）、魏了翁（同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等宰执，不管贤或不肖， 只要其施政、为官令人不满，优伶必一一掊击，都未放过。从我 们目前检索到的宋朝优语来看，越是专权的宰相，受优伶嘲讽的 次数也越多。

“无过虫”与“优言无尤”

现在，你也许忍不住要问 ：为什么宋朝的杂剧伶人热衷于拿高官开涮？或者说，为什么宋朝的滑稽戏以讽谏时务为尚？

我们先看宋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北宋时，苏颂曾向家人讲述几个伶人优谏的事例，然后说 ：“俳优非滑稽，捷给善中事情，能讽谏，有足取者。”南宋时，洪迈在记述了几个优伶谏政的故事之后，亦总结说 ：“俳优侏儒，周伎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也就是说，宋人认为，优伶讽政，是可贵的表现，也合乎古老的“蒙诵工谏”传统。

所谓“蒙诵工谏”，见诸《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意思是说，天子听政，应当允许包括优伶在内的所有人畅所欲言，然后择善而从，政事才不容易出差错。因此，早在先秦之时，便形成了优谏的惯例。宋朝伶人也有意识地秉承优谏的传统，如丁仙现自言 ：“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非为优戏。”

宋人又习惯将优伶戏称为“无过虫”。《都城纪胜》说，杂剧伶人“隐为谏诤也，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一首描述南宋宫廷滑稽戏的宫词写道 ：“敕下临安拨乐工，部头色长各成丛。当筵作剧天威近，艳段偏宽无过虫。”诗中的“部头”“色长”，均指坊间杂剧优伶，南宋废弃教坊，内廷宴会演剧，都是临时雇用民间伶人；“艳段”，则指杂剧表演的上段，宋朝一场杂剧，例演两段，下段为正杂剧，上段则是优伶临场发挥，多是编排熟事，讥讽时务。

那什么又是“无过虫”呢？虫，在宋人语言习惯中，是对市井小人物的谑称，譬如“临安辇毂之下，中榜多是府第子弟，报榜之徒，皆是百司衙兵，谓之‘喜虫儿’”。杂剧伶人是市井间逗人发笑的小人物，被叫“虫”亦不足为奇。“无过”，则是“没有过错”之意，宋人认为，优伶讥讽时务，即便说得过火了，也不算犯错误。因此，内廷作剧，尽管天威近在眼前，优伶却可肆意嘲弄，用不着太顾忌。“当筵作剧天威近，艳段偏宽无过虫”便是这个意思。

其实“无过虫”也来自一项古老的传统——“优言无尤”。所谓“优言无尤”，亦出诸《国语》：齐襄公时，有优伶自言，“我优也，言无邮”。邮，通尤，过错之意。“优言无尤”的意思是说，优伶的话，哪怕说错了，也不打紧，大人物不应该跟小人物计较。因为有这“优言无尤”的传统，宋朝优伶讽刺起高官来，才显得肆无忌惮。

更重要的是，历朝历代中，宋代的讽政环境相对而言是最为宽松的，朝廷崇尚“异论相搅”，鼓励台谏直言无讳。优伶在滑稽戏中调侃高官，讽刺时弊，一般来说，也不至于获罪。“优言无尤” 并不是一句欺人的空话，比如：丁仙现一再讥讽王安石，王安石虽“不堪”，却“无如之何也”；内廷伶人讽谏宋徽宗与蔡京力推的福利政策让“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恻然长思，弗以为罪”；伶人以“韩信取三秦”挖苦秦氏家族，秦桧“亦不敢明行谴罚”；优伶王公瑾讽刺韩侂胄是“假杨国忠”，韩“虽憾之，而无罪加焉”。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优言无尤”在宋代只是相对而言的，伶人因嘲讽官长而受责罚的例子并非太罕见。在我们搜集到的 63 个宋朝优谏例子中，可以明确知道伶人被“笞杖”“下狱”“驱逐出境”“发配”的，有 10 例，约占 16%，绝大多数都是地方官所为。其中一例，优伶因为讽刺秦桧卖国求荣，“桧怒，下伶于狱，有死者”。这是我们见到的发生在宋朝的唯一一例有伶人因为优谏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悲剧。不过，这一案例是被宋朝士大夫当成秦桧的劣迹记入史书的。

宋朝士大夫对当时盛行的优伶戏谑之风，态度很有意思。前面我们提到过，宋代滑稽戏中有一类“弄孔子”戏，专拿孔子、孟子、颜回等儒家先贤戏弄。士大夫对“弄孔子”戏非常不满，认为优伶“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但同时又承认，伶人“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所谓“巧发微中”，是说伶人通过曲解《论语》等儒学经典，对奸臣、时弊之针砭堪称入木三分（可参见前 述“何不钻弥远”一事）。显然，按宋朝士大夫的看法，先贤不可以侮辱，高官不妨尽情讽刺。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总而言之，“蒙诵工谏”与“优言无尤”的优伶传统，相对宽松的讽政环境，促使宋代的优谏盛极一时。

本文摘选自↓

《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吴钩 著

中国的近代化究竟始于何时？

国内有晚清和晚明两种主流说法，而海外则有一种“宋代近世说”，认为早在宋朝，中国就已经激起近代化之潮。既然宋代就已经开始近代化转型，那为何还要再等上近千年，直到晚清，中国才真正跨入近代的门槛？

在本书中，作者吴钩综合各说，构建出一个独特的阐释框架，尝试为中国的近代化的时间开端提供一种合理解释。他带领我们重回历史现场，仔细考察了25项极具近代化特征的宋朝文明表现，呈现当时在市政、人文、经济、政治、司法等5个领域出现的种种近代化的端倪。

通过考察这些文明表现的兴起、运转，以及它们在宋亡后悲剧性地走向消亡的过程，作者着重展现了两宋时期的中国是如何悄然摆脱中世纪的桎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展现出宋朝最生动、最活力四射的一面。同时，他也试图说明，中国的历史并非单纯的线性发展，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

看宋朝人多能踢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