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被谁谋杀的

1913年3月20日晚22时45分，泸宁铁路北站（即上海北站）,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中国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应声向身后的铁栅歪去。他忍住剧烈的疼痛，以很低的声音告诉同行者：“吾中枪矣！”刺客发第一枪后，即匍甸于地，又向左右各放一枪，随即从地上爬起，向站外狂奔，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了。周围的人从惊骇中明白过来时，才发现，原来在水果摊旁的两个人，也已杳无踪影了……

为何要刺宋先生？

凶手是谁呢？

为民主政治宋先生奔走呼号

为个人独裁袁世凯决意杀人

宋教仁先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名领袖，生于湖南桃源，字循初，一号桃源渔父，简称渔父。曾就学于武昌文普通学堂。1904年，与黄兴等组织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之——华兴会，从此开始了他的资产阶级革命生涯。同年底，他组织华兴会发动起义，事泄，被迫经上海赴日本，留学于东京宏文学校，后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1905年，与孙中山等共同组建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临时政府的许多法令，多出自宋教仁之手。后来，南北议和，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与袁世凯，首都迁往北京，袁世凯给了宋教仁一个无实权的闲职——农林总长。

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孙中山和宋教仁都曾极力主张推行政党内阁制，以政党内阁削减总统的权力，而反对武装斗争。他们认为，民国已经建立，南北统一已经实现，革命已经成功，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议会斗争，争取让自己的党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为此，孙中山先生与宋教仁共同改组了中国同盟会，取名中国国民党，并于1912年8月25日召开了改组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1913年春天，孙中山去了日本，宋教仁遂被推为代理理事长。

为了争取国会中的多数席位，控制国会和内阁，国民党与以黎元洪为理事长、袁世凯为后台的共和党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宋教仁不惮劳苦，到处奔波，足迹遍及湘、鄂、皖、苏、沪。每到一地，总要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抨击时政，甚至点名揭露袁世凯。例如，在中国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他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会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在1912年12月中旬的参众两院初选和1913年2月上旬的复选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除去跨党者和无党派者外，在众议院的五百九十六个议席中，国民党得二百六十九个，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共得一百五十四个；在参议院三百七十四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一百二十三个，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仅得六十九个。

这种竞选结果，远出袁世凯预料之外。早在清末，他就是靠控制责任内阁而获得政府实权，架空了清政府的，现在，哪能甘心让国民党控制国会和内阁而架空自己呢？袁世凯是个狡诈多端、阴阳两面、心狠手辣的政治老手。早在竞选结果揭榜之前，他曾采取过各种手段拉拢宋教仁，均未成功。宋教仁南下之前，袁世凯特意将宋教仁请进府去，假惺惺地说：“这样冷的天气，你穿这点薄衣裳，受得了吗？快把我新做的全套西装拿来。”一会儿，服务人员拿来了貂皮外套、獺皮背心及哈喇呢裤褂整套西装，价值不下三千元。袁还亲热地让宋教仁试穿。宋再三推托，但袁执意相送，宋不好再推辞。穿上后，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恰似定做的一般。原来，是袁暗中派人把宋的西装尺码调查好了才做的。可见，是专为收买宋教仁的。一会儿，袁又从怀中掏出交通银行的一张支票，上有大洋五十万元，递给宋，且说：“听说你要出京，少不得到处游历，手边哪里少得钱。这几个钱，不是公家的，是我友谊上的一点敬意，你用着吧。”临别时，袁还亲亲热热地将宋送出办公厅门外。这顿虚情假意的迷魂汤，一般人均会被灌得神魂颠倒受宠若惊，但对革命立场坚定的宋教仁来说，却没有起丝毫的作用。第二天，他写了封信，派了一位可靠的人，送给袁世凯。信中说：“惠赐五十万元，笑不敢纳。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厚。”信送出后，便搭当晚去汉口的车，离开了北京。

袁派到南方的侦探侦知宋教仁沿途不断地作讲演，与袁作对，便据实以报。袁得知后，又见大选结果对宋如此有利，再加以软的一着收买不成，逐决意害宋。袁世凯手中有两件武器，一是黄金，一是白刃，黄金不起作用，自然就是白刃了。

一天晚上，袁世凯将他的心腹、老特务头子、当时身为国务总理的赵秉钧以及国务院的秘书洪述祖约去，密谈了两个多小时。

身为国务总理的赵秉钧深知，国民党在大选中占了优势，将来总理一席很可能是宋教仁的。这样，他就得把国务总理一职乖乖地让出来。因此，宋教仁不仅是袁的政敌，同时也是赵的政敌。赵是个很幽默、办事老练、野心又大的人。论他的姓是百家姓上的第一姓；论他的名，是天子身下第一人；论他的号，成了张良、诸葛亮一类的人（他号“智庵”。张良著有《筱庵集》，诸葛亮又被人们誉为“智多星”）;论他的生辰，是第一干支岁首第一时（甲子年正月初一子时生）;论他的排行，是老大。实际上，他究竟何时出生，刚出生时他父母给他起的究竟是什么名字，连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那样说，无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在北洋派中常以“智多星”和袁世凯“朝廷”的当然“总理”自居。这时，宋教仁率领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眼见自己的“国务总理”的宝座坐不住了，对宋教仁岂不恨之入骨！

但是，这个阴狠毒辣的政客，表面上反而加强了与宋的友好关系，甚至申请加入了国民党，处处吹捧宋教仁。只是把阴谋诡计藏在笑容后面，等待时机。现在，袁世凯找他，自然是时机到来了。在他的策划下，一个暗杀计划出笼了。

第二天，赵秉钧约见了长江侦探科科长、地痞流氓头子应虁丞，应随后携带巨款离京去沪。

3月20日晚22时以后，宋教仁到达上海北站，然后与同行者及送行者在议员休息室休息。至22时40多分，由吴仲华引导，与拓鲁生、黄兴、陈勤宜、廖仲恺诸人依次走出。宋教仁在陈、廖中间。当走至检票处旁边时，枪声骤起。

枪声响起后，车站警察却不知干什么去了。送行诸君只顾照料宋教仁，再加惊愕，致使凶手逃脱。附近的人，未注意凶手面貌，只见其人身材短小，但行动迅捷，穿黑色军衣。

于右任等人送宋到医院后，恰值医生不在医院，只得在别室小憩。小憩时，宋教仁深情地叮嘱道：“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

宋教仁入病房后，虽大剂量注射止痛药，仍然疼痛不已，且大小便均出血。后施手术检验发现，子弹由上腰部射入下腹部，大肠已被枪弹洞穿，肠中物溢肠外，故感觉疼痛难忍。肠外的血浆，也从洞穿处进入肠内，故便中有血不止。由于枪弹洞穿甚深，又接近胸部，再加手术甚大，失血过多，宋先生于22日晨辞世。

辞世前，他并不知杀他的主凶是袁世凯，甚至还亲自口授并请黄兴代录，给袁世凯发了一份电报：“……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先生辞世的当天，上海各大报纷纷在显要位置登出大字号消息，一时人心鼎沸。“查拿凶手，严惩国贼”的要求，以书信、电报、电话等各种形式，纷纷飞向了北京。

面对全国上下如此严峻的形势，袁世凯却伪装得很好。

21日晚，袁得知宋先生被刺住院后，佯装惊诧，立即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人去医院慰问，悬重赏捉拿凶犯，并限期破案，依法严惩凶手。程德全等立即奉令悬赏一万元，通令军警机构，增加暗探，限期破案。

22日下午，袁得到报告，说宋已逝世。袁听后“愕然”说：“有此事乎？”看过电报后，又假惺惺地说：“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循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接着，他又发布一道命令，实为贼喊捉贼之举：“……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昭彰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谭人凤曾去见袁，想探一下袁的口气，二人聊天时，谭说：“外间物议谓与政府有关，不速缉获凶犯，无以塞悠悠之口。”袁立即分辩说：“已悬重赏缉拿矣，政府安有此事！”谭又去见赵秉钧，赵则不慌不忙地说：“外间议论，我不与辩，久后自当水落石出也。请先生静待，勿惑浮言。”

袁、赵二人为何敢做如此把戏？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干得很诡密，不会露任何马脚的。但事与愿违，该案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事情还是从直接指挥者应夔丞与具体行刺者武士英相识谈起。

应桂馨，字夔丞，1913年时是四十九岁，浙江宁波人，家住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20号。辛亥革命时，沪军都督府曾任命他为间谋科科长。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即以卫队司令相委，兼庶务长。后来孙中山先生觉得此人很不可靠，特别是他在菜价中作弊后，遂下令调出总统府，派至下关兵站，后又被撤差。自此，他开始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作对。首都移往北京后，他被北京总统府授予稽查长官衔，实职是长江侦探科科长。

应夔丞到上海后，寄宿在法租界的共和旅馆。该旅馆主人是尤老么，应夔丞手下的一个把兄弟。一天，应夔丞正在与尤老么聊天，做古董生意的王阿法（有的报纸、书籍记为“王阿四”或“王阿发”）来了。王阿法与应早就认识，见应后，请应给找个差事。应问王：“我要用一个马弁。你会放手枪吗？”王说：“我……我就是不会这。”正在聊时，茶房一伙计向尤老么报告说：三楼四门的台子上，有位姓吴的赌徒，用一支手枪作赌注，弄得掌管台子的人不知如何是好，请老板去看一看。王阿法赶紧对应夔丞说：“你要找会放手枪的人，这个人，才会放枪咧，百发百中，连天上飞的雀子，随便就打得下来。不过他犯了杀人的大罪，怕不能用。”应听后，叫茶房伙计引路来到三楼，见了那位姓吴的，他叫吴福铭。应掏出一百元的汇丰钞票给吴，吴拒绝，拿起手枪就走了。后来，应又去吴住的孟渊旅馆拜访。两人相见后，谈得很投机。因为应要利用吴，故不惜重金拉拢吴，请吴吃大餐，逛妓院，玩得不亦乐乎。吴似乎对尤老么很有成见，对应夔丞说：“他突然发财，来路不太光明，我老吴是不能饶恕他的。”应问：“你与他何仇恨？”“此时不谈，我干了，再告诉你。”没过几天，尤老么回旅馆时，在旅馆门口被人一枪打死了。旅馆的人认为是吴干的，遂报告了巡捕房。巡捕房逮捕了吴。应听说后，即去巡捕房，拜见了包探头（应的老朋友）,给了包探头一千元的支票。就这样，案子还没上交，就把吴放了。

自此以后，吴把应夔丞视为救命恩人。应在文元坊租了一间房子并邀吴住了进去。吴告诉应：“我根本不叫吴福铭。我是山西人，原名叫做武士英。一生落魄，逃到云南。起义的时候，我得了一笔功劳，一跃而为营长。我年纪还轻，今年刚满二十二岁。在云南娶了一房妻子，被我的一位顶头上司姓汤的统领占夺去了。我气愤不过，每天清早，在郊外练习手枪。练了大半年，到了百发百中的程度，我才下了决心，把我的仇人打死。一口气跑到了上海，身边一无所有，只有一管手枪，没有办法，我只有打劫度日了。在这时候，我认识了尤老么，同他搭伙，做了一笔大生意，成功以后，他把钱一人吞没，将我送到巡捕房，坐牢顶罪。因此我出狱之后，立志非杀他不可。”应说：“好样的，有仇不报非君子，恩怨分明是丈夫。”当天，他俩拈香换帖，结成了同生共死的弟兄，并在妓女胡翡云家大宴宾客。应夔丞并未料到，做古董生意的王阿法，是南京稽查处派出的“水客”，是打着卖古董的名义跟踪侦探他的。

宋案发生后，整个上海为之震动，群情激愤。许多人纷纷向警界提供线索。

有一国民党党员，带着王阿法到卜总巡（上海公共捕房总巡卜罗斯君）那里报了案。王阿法说，一周前，他因卖字画等古董，曾到过小西门外应夔丞住处。应向他出示过一照片，打算“办”照片上的人，如能“办”到，酬洋一千元，他因无此能力，未敢答应，当即把照片退回了。今见各报所载宋教仁照片，与应夔丞让他所看之照相同，今特来报案。

接着，那位国民党党员说，他曾多次出外侦案，知应夔丞近一时期常在妓女胡翡云家中吸食鸦片。

卜总巡听了上述二人的报案后，立即率西籍巡捕多人至胡翡云家。胡说，应没在该处，现正在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吃酒。卜总巡先派人去秘密侦察，然后，亲自率领巡捕至该坊，先派人将弄口守住，以防逃窜，然后来到李桂玉家。

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先入内，上楼问道：“应君夔丞在座否？”应答曰：“我在。”某君说：“楼下有人与君会话。”应夔丞随某君匆匆下楼，至门口，被逮捕。时为23日晚12时30分。

逮捕应后，随即搜查其家，并设专人埋伏。凡到其家者，均被扣留，并与眷属异室看管。在对来客审认过程中，发现一位个子不高身着新衣的男子，与上海北站曾见过凶手身影的那个人所反映的特征相近，遂引起了巡捕们的特别注意。随即令上海北站曾见过凶手身影的那个人，及寓住六野旅馆者前来辨认，果真指认那位个子不高的男性为凶手，遂捕之。

凶手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所作所为，对于巡捕揭露的犯罪行为，一一供认不讳，且亲自签了字。

在搜查应夔丞家时，发现了一支手枪、三本密电信、一些信件和大量的电报。在那支手枪中，尚存子弹数发。将其弹头与宋先生所中之弹头进行比较，完全一样！

根据凶手武士英的交代，不久，警方在镇江抓获了随同武士英到上海北站指认宋教仁面目的陈玉华。曾到上海北站的其他案犯未获。

经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和通商交涉使陈贻范会同盖印，各报陆续刊载了从应家搜出的与宋案有关的信函和电报。

这些信函和电报，充分说明袁世凯和赵秉钧是该案的幕后策划者。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夔丞函中说：“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请直寄国务院赵可也。”2月1日国务院秘书洪述祖致应犯函中说：“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所谓“激烈文章”，即指用非常手段处置宋教仁。2日应犯致程经世转赵秉钓电中说：“应密。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均主举宋任总理……”4日，洪述祖致应犯函中说：“冬电（指2日电）到赵（指赵秉钧）处，即交兄（洪述自称）手里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即有把握，望进行云云。”3月11日洪述祖致应犯函中说：“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老（指赵秉钧，其号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指程经世）不机密，纯令兄一手经理，请款要在物件到后，为数不过三十万。”通过这新引的该函第一句话便可知，应犯是按照袁世凯、赵秉钧的旨意杀人的。信中的“物件”即指残害宋教仁的生命。14日应犯到洪述祖电：“梁山匪魁顷又四出扰乱，危害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梁山头领是宋江，此电故借之宋喻宋教仁之宋，言“梁山匪魁”。18日洪述祖复电应犯：“寒电(指14日的电文）应即照办。”19日洪述祖又电令应犯“事速行”。21日应犯致洪述祖电：“魁匪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报。”“转呈报”，就是让洪述祖到袁世凯、赵秉钧那“报喜”。又查有赵秉钧给洪述祖的几封信，是洪述祖将原信寄交给应犯的，其中一封信说：“应君领纸，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定方行。”以上电函，铁证如山，充分说明杀宋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堂堂的“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