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魏晋风流”,指的是什么?
在那个时代,这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既有烟云水气的仙人姿态,又是风流自赏的孤高洒脱。
名士们率真而超俗,放浪而佯狂,乃至于一边抓着虱子一边侃侃而谈都成了一种极为高雅的举动。
在追求容颜的俊逸方面,更是有着“男人女性化”的趋势。
这“药”,指的便是服食五石散(寒食散)。
在何晏的带动下,这种服食之后可令人全身发热,并产生短暂性迷惑人心效应的药方广为流传,众多长期服食者纷纷中毒殒命。
然而在那个时代,似乎是不服食五石散就不时尚一样,被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的裴秀因服食五石散后饮冷酒而死。
嵇康、王导、王恭等人无一免俗,都在服食。就连书圣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王凝之都在信中不停讨论应该如何“服散”。
至唐代时,药王孙思邈曾劝诫世人“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由此,足见五石散之害。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嘉锡先生曾在《寒食散考》中说:“以为其杀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自魏正始至唐天宝,五百年间,死者数十百万。”
既服五石散,自然该拿美酒相送。
正如《世说新语》所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竹林七贤”,嵇康好饮自不必说,阮籍曾经醉酒两个月,阮咸与猪同饮,刘伶曾说喝到哪里醉死了便葬在哪里,喝出了一个“刘伶醉”的说法传世。
相较于“竹林七贤”,聚集着潘安、陆机、陆云等人的“金谷二十四友”在喝酒这方面的成就亦不遑多让,聚会时赋诗不成即罚酒三斗,喝出了一个“金谷酒数”的成语。
就如炫车炫房一般,名士们热衷于显摆与斗富。自晋武帝司马炎始,满朝文武无不以摆阔为荣。
石崇、王恺等富豪在斗起富来,可谓是各有千秋。
王恺以糖水刷锅,石崇便拿蜡烛当柴烧。王恺以紫丝布做了长达四十里的步障(富贵人家出门,要用步障挡住道路两侧,不让外人看到其中女眷),石崇便做了五十里的锦步障。
晋武帝为了帮王恺赢回一局,赐了他一株高二尺的珊瑚树,石崇二话不说就将王恺的珊瑚树打得稀巴烂,再搬出六七株高达三四尺的还回去。
在这些穷奢极欲的“名士风范”带动下,竞攀之风成了一件极为体面之事,成为了极为硬核的“名士之风”。
当然,炫起富来毕竟不是人人都是炫得起,那就比比看谁更能说吧。
反正服食五石散与饮酒的同时,总要找点事情做,总要找点话题来吹。于是乎,“清谈”就来了。
清谈的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莫谈国事”,士族名流之间不谈国事,不谈民生。谁要敢谈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富民强兵,那可是要被讥讽为“专谈俗事”的,那可是要低人一等的。于是乎,魏晋名士之流尽是“哲学家”。
相比起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稷下学宫可称为“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可这魏晋的“清谈”嘛......
好在,清谈也不尽是坏事,至少在逻辑学与玄学的发展上,总算是贡献了力量。
然而,在这个所谓的“风流”背后,是长期的战乱。江山易主,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人口锐减至几百万人,百姓沦为“两脚羊”。
喜嗑药,常酗酒,好显摆,爱清谈,男人女性化,这又是怎样的一种风流?
或许有人说,魏晋名士终究是有追求的,他们飘飘欲仙的样子是自由的,他们活得尤其真实。
但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临了种族将亡的时候,这种畸形的独立,病态的自由,缥缈的真实,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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