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曹魏政权彻底由司马家族掌控。当洛阳陷入大规模权力纷争的时候,在洛阳东北大概400里的山阳县的一片竹林里,有七个人却在开怀畅饮,仿佛外面什么都没发生。这7人中,喝酒最猛的人当数刘伶。
刘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饮酒,整日带着酒壶,扬言自己醉死在哪里,就把自己埋在哪里。刘伶喝得尽兴时,会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光,然后对大家说:“我刘伶以天地为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为何要钻到我裤裆里?”
如果说刘伶太奇葩的话,那阮籍的行为则更加让人难以理解。阮籍家隔壁有个开酒馆的老板娘,有一次阮籍喝醉了,“便卧其侧”,直接挨着老板娘睡觉了。什么纲常礼法,他全然不顾。
古代女子最重名声,有一次,临乡有个大户人家的闺女病逝了,尚未嫁人,阮籍压根不认识人家,却跑到人家葬礼上大哭一场,哭得撕心裂肺,如丧考妣,把人家父兄搞得一脸茫然。
还有嵇康和向秀,满肚子学问,却沉浸在竹林里生炉打铁,嵇康抡起大锤叮叮当当,向秀则拉着风箱,挥汗如雨,仿佛打铁的铿锵声,和风箱的呼呼声,是人间最美的音乐一样。
这是一群狂人,一群放荡不羁的人,一群不顾世俗眼光的人,一群“不思进取”的人,同时,他们也是一群可怜的人,一群绝望的人。
他们就是“竹林七贤”,具体的成员有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竹林七贤常常聚会,酒自然是必备之物,嵇康不喜欢狂饮,他常常和不爱喝酒的向秀坐在一起;山涛能喝八斗,超过八斗就主动不喝了。阮籍喜欢喝好酒,他听闻步兵营中有三百斛美酒,便主动到步兵营去服役,只图能喝上一杯。阮咸比较疯狂,他在参加宴会时,竟然和猪一起狂饮。而刘伶自不必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死在酒中。只有王戎例外,他可以和刘伶一起豪饮,也可以和嵇康一起小酌。
他们除了饮酒外,还服用当时的“毒品”——五石散,五石散服用之后,会全身燥热,行为癫狂。
不要以为他们是疯子,他们是在放飞自我。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酒和“五石散”不能多吃,但他们需要麻醉自己。
说起来 ,这七个人性格不同,而且出身也不一致。嵇康是正宗的皇亲国戚 ,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公主。阮籍的父亲阮瑀是曹操的同窗,阮咸则是阮籍的侄子。王戎出自琅琊王氏,东晋时期的王导、王敦都是他的族弟。山涛的父亲和司马懿的夫人张氏是表兄妹,他和司马家族是亲戚。
竹林七贤中,上述5人是贵族,而向秀和刘伶则是寒门出身。
另外,他们的思想倾向也不同,嵇康、阮籍、阮咸、刘伶、向秀五人好“老庄”之学,山涛、王戎则杂以儒学。
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7个人出身不同,兴趣不同、思想倾向不同,怎么就能聚在一起“成团”了呢?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因素把他们凝聚在了一起,那就是——消极避世。
竹林七贤中,名气最大的当数嵇康,当年,曹魏时期有一位名臣名叫钟会,此人是司马懿的得意门生,他少年成名,才华斐然。钟会少年时拜读过嵇康的文章,对嵇康十分崇拜,进而成为嵇康的粉丝。后来司马家族掌权,钟会也是炙手可热之人,他带着数百随从,风尘仆仆地从洛阳来到山阳,打算和偶像嵇康畅谈一番。
钟会本以为,自己是朝中重臣,亲自前来拜会一位饱学之士,必当会被传为佳话。不料,当他走进竹林后,立即傻眼了。
据《晋书》记载:
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
嵇康虽然娶到了曹魏公主,但他年少时出身于寒门,家贫,经常和向秀一起打铁谋生,后来虽然成为皇亲国戚,但看家本领没有忘。当钟会来到竹林后,他看到嵇康撸着袖子正在打铁,而旁边的向秀正在光着膀子拉风箱。对于钟会和身后的几百号人前来,毫不在意。
钟会站了好一会,除了打铁的声音,一句话都没有。钟会觉得自己多年来崇拜的偶像,竟然是个山野莽夫,于是拂袖而去。
看到钟会要走,嵇康讽刺道: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这句话有些禅语的味道,但钟会本就是聪明人,他听出了嵇康对自己的讥讽。于是,钟会回击道: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也许没想到他,他仅有10个字的一句话,彻底得罪了钟会,钟会是个睚眦必报的人,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嵇康的丧钟。
除了嵇康,“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名气也很大,不过相比嵇康,阮籍的做法就聪明多了。高平陵之变后,司马家族彻底掌控了曹魏政权,经司马师、司马昭二人的苦心经营,司马家族取代曹魏,已经不可避免。司马昭是个野心家,为了拉拢人才,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名士阮籍。
阮籍乃魏晋名士,他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不管是出身,还是才华,阮籍都是翘楚。当时司马昭的长子司马炎(后来的晋武帝)尚未娶亲,恰巧阮籍家中有一女待字闺中,于是司马昭便派人带着重礼到阮籍家中求亲。
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派去求亲的人灰溜溜地回来了,司马昭问:“阮籍那厮敢不答应?”来人回答:“并非阮籍不答应,只是他醉了,我根本没有机会和他谈正事。”
《晋书·阮籍传》记载: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阮籍是聪明人,他不愿和司马家族扯上关系,又不能直接拒绝这门婚事,于是每天喝得伶仃大醉,酒醒后继续喝,连醉60天,求亲的人没有说话的机会,无奈之下,只得回去复命。
当时司马昭“求贤若渴”,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要搭上司马家族的顺风车,可是,阮籍没有兴趣。
问题来了,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嵇康、阮籍等7人都是饱学之士,在朝廷用人之际,他们为何宁愿躲在竹林里喝酒,也不愿意出来当官呢?这就不得不说到一种学说,这就是魏晋玄学。
自东汉末年三分天下以来,一直到魏晋时期,天下分裂,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民不聊生,“士人们”一直信奉的儒家思想解决不了这一问题,使得大家对儒家的信仰产生动摇。他们受儒家教育,但却发现儒家教育如此脆弱,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要么昏庸无道,要么孱弱无能、要么充满尔虞我诈,现实污浊,使“士人们”一次又一次失去信心。于是,大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上去,避世成了大部分士人心中的最佳归宿,魏晋玄学因而产生。
受玄学影响,士人们觉得虚无荒诞的生活态度,是一种新的社会风尚,甚至转化为对感官和肉体的刺激。而竹林七贤则是魏晋玄学的最佳诠释。
嵇康本以为,自己躲在竹林里打铁,不问世事,就能学庄周梦蝶,安然度过余生。因为嵇康虽然不愿意做官,但在曹魏时代,他好歹是皇亲国戚,只要他不谋反,大家都会给他几分薄面。但是,高平陵之变后,曹魏向司马氏低头,天底下已经没人会给嵇康面子了。这也就有了嵇康接下来的危机。
和嵇康关系较好的山涛,面临另一种抉择。
上文说了,山涛的父亲和司马懿的妻子是表兄妹关系,换句话说,司马懿是山涛的表姑父。司马懿去世之后,其长子司马师掌权,司马师为了笼络人才,出面邀请山涛入仕。在洛阳,山涛见到了司马师。《晋书》记载:
(山涛)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
这里的“景帝”,指的是司马师,司马师把自己比作周文王,把山涛比作吕公望(姜子牙),问他是不是想入仕。其实,司马师的确很狂妄,自古都是周文王亲自请姜子牙,哪有周文王质问姜子牙的。如果换做是嵇康,恐怕当场就拂袖而去。
但山涛没有这样做,因为在司马师面前,他没得选。他答应入仕途。
山涛入仕,意味着竹林七贤已经不是“七贤”了,他成了“背信弃义”之人。其实,山涛也有山涛的无奈。
山涛为司马师效力后,司马家族又把目光转到了嵇康身上,山涛知道,以嵇康执拗的性格,弄不好就要遭殃。于是,他打算以昔日挚友的身份,亲自邀请嵇康担任礼部尚书郎,山涛以为,有了朝廷身份的庇护,嵇康必定不会有事。
不料,山涛怕什么来什么,嵇康压根没有给山涛面子。更为糟糕的是,很久不写文章的嵇康,写了一篇轰动天下的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山巨源”就是山涛。嵇康要和山涛决绝,而且还发表了“公开信”。
不过,这封绝交书有三点颇为玄妙的地方:
第一,自古以来,称呼不友好的人,大部分都直呼其名,而嵇康既然要和山涛绝交,却还称呼他的字“巨源”,可见,嵇康对山涛,其实没有敌意。
第二,纵观这篇“绝交书”,除了开头第一段说山涛不了解自己、不能做自己的知己外,并没有再提及山涛。
第三,嵇康把绝大部分篇幅都用在论述成汤、周武王等人得位正不正。要知道,成汤建立商朝、周武王建立周朝,若他们都得位不正,那司马氏窃取曹氏政权,得位更不正了。
所以说,嵇康名义上是和山涛绝交,其实目的是在讽刺司马家族。而这一切,正好被怀恨在心的钟会利用。
后来,钟会借“吕安吕巽案”强行把嵇康牵连其中,然后向司马昭进谗言,说嵇康本就讽刺朝廷,此人不可留。于是,司马昭下令,除掉这个“祸害”。
嵇康行刑那天,3000太学生集体求情,司马昭看到嵇康影响力这么大,更加要处死嵇康。嵇康临行前,在刑场上弹了一曲《广陵散》,叹息说:之前不愿将《广陵散》外传,现在《广陵散》要绝了!
嵇康临终前还给自己的儿子嵇绍留了一封遗书,遗书中说:
“山公尚在,汝不孤矣!”
意思是让儿子投奔山涛。可见,嵇康到死都认为,山涛是他的好友。他当时所谓的“绝交”,另有深意。山涛也不负好友所托,将嵇绍培养成才。
嵇康去世后,竹林七贤的另一位领袖阮籍非常悲痛,王子安在《滕王阁序》中写道:“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阮籍常常坐车赶路,没有目的地,他走到路的尽头,就大哭一场。在嵇康死后的第二年,阮籍郁郁而终。
嵇康和阮籍都不在了,竹林七贤彻底散了,阮咸和王戎向司马家族低头,入朝为官,成为行尸走肉。而刘伶始终不愿为官,最后一次把自己灌得伶仃大醉,死在了家中。
嵇康死了;阮籍哭了,最后病死了;山涛、阮咸、王戎入朝为官;刘伶则以醉酒为最终的归宿,“竹林七贤”中还剩一位,此人就是向秀,那个曾经给嵇康拉风箱的挚友。
嵇康死后,向秀最受打击,六人中,他和嵇康关系最为亲密。就在嵇康死之前,向秀认为,自己必不会蹚朝廷的浑水;可嵇康死了,向秀知道危险将要降临到自己身上,《晋书》云:
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
向秀终于“想通了”,他愿意出竹林为官。
向秀看似“变节”了,其实,他是在避祸。
约在公元263年,向秀去洛阳接受司马昭的召见,临行前,向秀特意来到嵇康的故居前,在这里,向秀驻足许久。他怀念起当年7人在竹林里饮酒赋诗的情形,不禁悲从中来。向秀最后写下一篇《思旧赋》,挥泪而去。
竹林仍在,七贤已经不在了。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已经背叛了自己。污浊的世界,注定救不了绝望的7个人。
笔者认为,竹林七贤虽然闻名遐迩,但在历史上,却是悲剧。正如《晋书·嵇康传》中说:
“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竹林中的7个人,注定对抗不了当时的统治者。其实,他们之所以选择“避世”,并不是因为自己不想做官,而是因为现实太过污浊。如果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他们或许都会入仕,也有可能成为7位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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