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北大学长陈独秀因病逝世，这年，他63岁。

陈独秀一生共有七个子女，而他去世时，身边却只有三子陈松年一人，那其他六个子女呢？他们身在何处？又过得怎么样呢？

陈独秀

陈独秀的婚姻

陈独秀一生共有3位夫人，原配是高晓岚（1876—1930年），她是一位旧式女子，没有文化，其在安庆驻军统领高登科的父亲，早早便相中了年轻的秀才陈独秀。

1897年冬，在双方父母的帮助下，陈独秀和高晓岚顺利完婚。然而，或许是造化弄人，亦或是时代已变，结婚不久，两人在观念上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陈独秀虽幼年丧父，但他在祖父的严辞管教下，也算是饱读诗书，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也令他坚定了反清的思想，而那时，高晓岚却坚决反对他参与“政治革命”。

作为一个旧式女子，相夫教子是本分，她也只不过想让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她不明白，也不理解丈夫的抱负，以至于影响了两人的关系，甚至是长子和次子与父亲的关系。

陈独秀和高晓岚婚后共生有三男二女，即延年、乔年、松年、玉莹以及早年夭折的小女儿。

陈独秀的家庭观念是比较淡薄的，或许是他对于包办婚姻的不满，或许是他受新思想的影响，更加追求个人主义，就这样，他与高晓岚的婚姻维持了10年，直到他遇到高君曼。

陈独秀第二任妻子高君曼

高君曼（1885—1931）是陈独秀的第二个夫人，也是第一位夫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与高晓岚不同的是，高君曼是一个接受过教育的新式女子，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对于陈独秀来说，高君曼更为情投意合。

1910年，陈独秀和高君曼两人在杭州同居并结为夫妻，这次，他们不是父母包办婚姻，而是自由恋爱结合的。他们婚后共育有一女一子，陈子美和沈鹤年。

两人的结合可换作是“郎才女貌”，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在杭州“吟诗作画”，过着相对如意惬意的生活，而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严峻，陈独秀与家里的联系基本上就是偶尔给家里寄点钱而已，至于陈延年和弟妹们什么时候上学、如何生活、何时生病等等，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可以说是全然不知。

1925年，因感情不合，两人便已分居，高君曼便带着孩子来到了南京生活，而陈独秀仍在上海，期间他们的往来也只是陈独秀寄给孩子的生活费而已。

陈独秀的最后一位夫人是潘兰珍（1908—1949年）。两人结婚已是1931年，当时陈独秀隐居在上海，而潘兰珍是英美烟厂的一位青年女工，比陈独秀小29岁，因两人住在一栋楼里面，经常见面，便日久生情，结婚后，两人未有孩子。

潘兰珍

延年、乔年：为革命而奋斗终生

1898年，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出生了，而他却忙于关注“百日维新”，根本无暇顾及刚出生的儿子，那时，在陈独秀的眼里，儿子的出生没有“百日维新”和革命事业重要。

陈延年刚出生两年，陈独秀就跑到日本留学去了，1901年到1915年的这15年里，他不断在安庆、上海、北京、日本等地来回奔波，或求学，或避难。

在陈独秀离开家时，他的第二个儿子陈乔年还没有出生，对于父亲，更是没有什么印象。

由于陈独秀经常不在家，陈延年和陈乔年就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后来又有了陈松年和陈玉莹。而关于安庆的家，对于陈独秀来说，犹如一个客栈，想回就回，想走就走，他基本上也是不管不问，对于一个女子来说，照顾几个孩子还有婆婆真的是不容易。

尽管生活艰苦，母亲高晓岚也不认识字，但她依旧很早就让延年、乔年进入了私塾学习知识，等到他们各自到了10岁时，就让他们进了新式学堂读书。乔年小时候就知道学习，他经常在放学后请教哥哥，不久，乔年也像哥哥一样成为学校里的学霸级人物了。

陈独秀的不着家，也让高晓岚有了越来越多的怨言，而恰好，延年他们几个就是从母亲这里了解父亲的，这也让身为长子的延年很是不理解父亲。

父亲常年不在身边，长兄如父，仅大乔年4岁的延年显得更加成熟稳重，而这个弟弟却是十分活泼可爱，很听哥哥延年的话。那时，乔年经常对延年说的两句话就是：“哥，我都听你的！” “哥，你去哪儿，我跟你一块去！”而延年也很喜欢这个很乖的弟弟，所以两兄弟的关系一直很好。

陈延年

1913年，陈独秀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因革命失败而被捕入狱，此事亦牵连了生活在安庆的家人，袁世凯准备将陈家“斩草除根”。幸好陈家提前收到了消息，延年乔年兄弟俩便从后门逃走了，而年龄较小的松年则躲藏在了邻居家，他们才幸免于难。

此次事件的发生，也让延年更加记恨陈独秀，他认为，父亲革命失败后，自己一个人逃到日本避难去了，而不管他们的死活。而对于乔年来说，或许他年龄尚小，也或许是他性格原因，并没有像哥哥那样记恨父亲，见到父亲后也会称呼“爸”，但为了和哥哥一个立场，在哥哥面前，他就会称呼陈独秀。

1915年，陈独秀将陈延年和陈乔年一起接到上海上学，那年延年17岁，乔年13岁，他们兄弟俩和父亲还有姨母高君曼住在一起，没住多久，他们就经常和父亲有矛盾，觉得很不自在，就搬了出去。

而陈独秀也是以锻炼儿子自力更生为由，并不给予兄弟俩经济上的接济，让他们自力更生。为此，延年兄弟俩就必须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可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最终兄弟俩去了码头当搬运工。

在码头搬运，延年和乔年经常帮一些年纪稍大的搬运工背麻袋，当一次次看到搬运工被鞭子抽，被脚踹，延年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这也让他逐渐萌发了革命的念头。他认为，要想让这些穷人翻身，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

当搬运工也只能勉强支撑兄弟俩的生活，两人经常就是啃硬邦邦的饼，喝自来水。姨妈高君曼担心兄弟俩，会给他们送来包子和汤，但延年就是生性倔强，坚决不吃。

随着乔年慢慢长大，他对很多事情也有了自己的思考，只是对于哥哥，他还是唯命是从。

与哥哥不同的是，他对父亲的思想和做法越了解，他对父亲也就越尊重和理解，而哥哥陈延年不同，哥哥更多地是在用批判的眼光看向父亲。

陈乔年

后来，延年兄弟二人考上了震旦大学（今复旦大学），逐渐地，陈延年努力求学，再也不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了，而是想要去探索出一条救国的道路，这似乎让存在怨恨的陈独秀父子有了共同的追求目标。

当时，陈独秀在北京当北大学长，而延年兄弟俩仍在上海勤工俭学，准备赴法留学，经常摆摊卖《新青年》杂志，乔年就天天跟着哥哥一起出摊、摆摊、记账。

得知兄弟俩有这志向，陈独秀还是很支持的。于是，就在其从北京去上海接胡适到北大任教的时候，顺便见了延年和乔年，并把高君曼给两人做的包子带给兄弟俩。

“听说你们两个要去赴法留学？”陈独秀问到。

“是的！”陈延年回答到，陈乔年正在吃包子。

“这是好事，回头我给你们经济上一些资助。”陈独秀说。

“不需要，我们可以养活好自己。”陈延年严词拒绝。

后来父子三人谈到了信仰问题，那时的延年和乔年都信仰互助论，因此，延年还为自己制定了“六不”即“不闲游，不听戏，不拍照，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

在谈论中，陈独秀问到：“那根据你这个互助论，你应该怎么称呼我啊？”

“我一直称呼您陈独秀，陈独秀先生。”延年本来说的是陈独秀然后赶快改为陈独秀先生。

“那你姨妈呢？”

“高君曼女士。”

突然，陈独秀起身去屋里把热好的包子端出来，猛放在桌子上，说到：“吃吧！”刚准备离开，又转身回头指着说到：“高君曼女士蒸的。”

这时，陈乔年在一旁忍不住笑了出来。

陈乔年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陈延年在老师吴稚晖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将其奉为一剂救国的良药。而此时，他的父亲陈独秀正在踏向另一条救国救民之路：组建共产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

22岁那年，延年兄弟俩通过个人的努力自筹费用前往法国留学，而这全程，他们都没有接受父亲的任何帮助，而那时他们兄弟二人还都未从震旦大学毕业。

那一年，去法国留学的，还有蔡和森、周恩来等进步青年。后来，他们在法国相识，延年、乔年也正是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才逐渐放弃了无政府主义，开始转为成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

中共一大召开的第二年秋天，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延年兄弟俩和父亲陈独秀站到了同一个位置，他们之间真正成为了“同志”。不管怎样，这个“同志”陈独秀是开心的，他为儿子的成长而感到自豪。

1923年3月18日，陈延年兄弟俩又与王若飞等人一起办理了赴莫斯科的手续，第二年4月，陈延年等人便顺利到达莫斯科，并被分配到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来到苏联的他们，开心专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段时间他们也是最开心的，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不再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可以一心一意读书，他们想要学习好理论知识，以便日后回国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学习之余，陈乔年还和同学肖三一起翻译了《国际歌》，后来，这首歌也成了他和哥哥最喜欢的曲目。

就在苏联学习的第二年，由于国内革命发展需要，哥哥陈延年被急调回国。乔年的直接反应就是：“哥，我和你一起回去！”

延年拍着弟弟的肩膀说到：“我们要服从组织安排，你在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好好读书，我等你回来！”

陈乔年迟疑了一会，低声说：“好，哥，我听你的！”

弟弟把哥哥送到车站，而哥哥也一直没有把眼睛从弟弟的身上移开过，他觉得弟弟如今不再是一个稚嫩的孩子，而是逐渐长大了，成为一个有着成熟气息的大男孩。延年觉得，或许也只有和乔年分开一段时间，弟弟才能更快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斗士。

而对于乔年来说，他是很难过的，也是不舍的，他习惯了跟着哥哥的日子，习惯了跟着哥哥走南闯北的生活，似乎跟着哥哥，他就有了做任何事情的力量。

“快回去吧！我见到'他'，会给你写信的！”乔年知道哥哥说的那个“他”就是父亲，现在就是他们的直接领导，需要称为“同志”的父亲。这时的哥哥还是不愿意叫他一声“爸！”，但陈乔年相信，总有一天，哥哥会的。

眼看着车要开了，乔年赶快说：“哥，路上注意安全，等我，我很快就会回去！”

就要分别了，兄弟俩的眼眶还是忍不住泛出了泪花，这次分别，是兄弟俩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分别，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陈延年回国不到半年，陈乔年也离开莫斯科回到了中国，就被派往北京工作，他担任了北京地委的组织部长。而此时，哥哥陈延年正在广州领导革命，并积极地融入到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助推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就在陈延年正在为革命而不断奋斗时，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而陈延年惨遭叛徒陷害，被捕入狱。

被捕后的陈延年，任凭敌人如何“酷刑伺候”，绝不屈服，于7月4日在龙华刑场被乱刀砍死。临死前，陈延年宁死不屈，坚决不跪，他高喊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牺牲时，陈延年只有29岁。一心革命救国、誓死不谈恋爱的他，死时也没有留下任何子女后代。

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陈乔年悲痛欲绝，对于陈乔年来说，他真的接受不了这个噩耗，哭着说：“哥，你又骗我！说好等着我回来呢！”

那天与哥哥的分别还历历在目，痛哭道：“哥，革命还没有胜利，你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呢？哥，你还不能死啊！”他晕倒了，醒来后，大病了一场。

在梦中，他隐约听到哥哥的遗愿，他决定，哥哥没有完成的，他要继续去做，去帮哥哥，更是帮自己！

从此，陈延年更加不要命地工作了，在与父亲的交流中，他更加敢于坦诚布公地向父亲说重话了，并且公开地对父亲进行批评，陈独秀也越发觉得乔年如此像他的哥哥。

1928年2月16日，因被叛徒出卖，陈乔年被捕入狱，或许，在他知道哥哥牺牲的消息后，他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被押到了上海龙华刑场，英勇就义。他在监狱里，留给狱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哥哥牺牲一年后，弟弟英勇就义，似乎冥冥之中就在印证乔年的那句话，“哥，你去哪，我都跟着！”

和陈延年不一样的是，陈乔年死前已与史静仪结婚，但当时忙于营救陈乔年，妻子疏于对儿子的照顾，他们的幼子在早年便生病夭折了，而他的遗腹女陈鸿则在出生后被寄养在了一个朋友家。

后来，史静仪一直在寻找陈乔年的这根独苗，可惜，直到死时她也没能见到这位失散的女儿。

史静仪

陈松年：一生都在围着陈家转

如果说延年、乔年很少见过父亲，那对于陈松年来说，见到父亲更是一种奢望。1932年，陈独秀被捕判刑，1933年陈松年来到南京探监，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

松年和两个哥哥不同，他从小在安庆长大，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乡下。他出生那年，父亲和母亲就离了婚，虽然陈独秀给他的父爱最少，但他却是为父亲付出最多的孩子，陈独秀晚年时，他是一直陪在父亲身边的一个孩子。

1937年8月23日，陈松年和后母潘兰珍一起去接父亲出狱。1938年，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还有刚出生两个月的长女长玮从老家来到了武汉，后来就和父母一起到四川江津定居。

在陈独秀晚年，只有陈松年一家人的陪伴，在陈松年的回忆里，父亲特别喜欢长女长玮，经常逗她开心。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逝，松年和后母一起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后来，几经辗转，松年才得以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老家安庆。

解放后，由于父亲的身份以及其他特殊原因，两位烈士哥哥的名字无人知晓，松年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难，连生活都难以维持。

1953年，毛主席到长江沿岸巡视，询问到陈独秀后代生活怎么样时，才得知陈松年一家生活这么困难，不仅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的烈士身份，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还每月给陈松年30元的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去世。

陈松年是陈独秀众多子女中第二长寿的，他活了80岁，同时他也是陈独秀的孩子里唯一一个没有参加革命的孩子。

或许对于陈松年来说，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就好，但当时谁又能置身事外呢？

纵观陈松年的一生，似乎都在围着陈家转：替大哥收尸，替二哥收尸，给姐姐料理后事，给母亲、祖母、父亲送终……

陈松年妻子窦珩光和子女的合影

玉莹：在两个哥哥牺牲不久后病故

高晓岚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是玉莹，小女儿刚出生几个月就夭折了。玉莹1900年出生，她和松年哥哥一样，从小和母亲一起生活在老家安庆。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她的大哥陈延年不幸遇害牺牲，这个消息对于家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祖母和母亲哭的晕死过去。

那时，只有十七岁的松年和姐姐玉莹一起去上海给大哥收尸，可是姐弟俩连大哥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两人只能在龙华点了几炷香，烧了一些纸，纪念牺牲的大哥。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本就支离破碎的家却接二连三遭受创伤，就在大哥牺牲的第二年，二哥乔年也被害牺牲。

这次仍然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姐弟二人一起去上海为二哥收尸，当姐姐陈玉莹见到躺在血泊中的陈乔年的时候，悲痛欲绝，因无法接受两个哥哥的惨烈牺牲，受了刺激，从此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病逝了。

而他们的母亲高晓岚知道乔年牺牲的消息后，整天以泪洗面，没过多久，也就悲痛而亡。

高晓岚

鹤年：积极参加抗日，后移居香港

沈鹤年是高君曼所生，也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1913年生于安庆，后因为父母感情不合，便和母亲一起迁居到了南京。

在陈鹤年18岁那年，母亲高君曼因病去世，他与姐姐陈子美在亲友的帮助下，把母亲安葬在南京城西的清凉山上。处理完母亲丧事，姐弟俩就分开了。

后来，陈鹤年来到了北平求学，在求学期间，他便积极参与抗日动员工作，在此期间，他也认识了其后来的妻子许桂馨。

当时陈鹤年由于经济困难，便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成都我的《世界日报》工作，后来因为他参加的抗日活动被日本人发现，被迫转移。1938年11月，陈鹤年带着家人去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妻子许桂馨带着四个孩子在北京生活，而陈鹤年一直留在香港。1958年，两人离婚，陈鹤年与许桂馨离婚后又重新组建了家庭，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因病逝世。

子美：与弟弟鹤年分开后，辗转移居美国

陈子美是陈独秀与高君曼的第一个女儿，1912年出生，子美和弟弟鹤年一起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与弟弟分开后，就到杭州电信局当了一名电报员。

后来，陈子美在杭州结识了张国祥并与之结婚，共育有5个孩子，后因为丈夫另寻新欢，两人便离婚了。

解放后，陈子美与李焕照结婚，婚后生了两个儿子，全家迁到了广州。后来，陈子美和两个儿子一起，经香港、加拿大，最终来到了美国，便一直在美国纽约生活，直到2008年4月在纽约病逝。

陈独秀，我国民众思想的重要启蒙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之下，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对我党的革命事业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正是像延年、乔年那样无数革命志士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民众的觉醒以及今天的和平生活，陈氏一家堪称“满门忠烈”！

愿今天之盛世如你们所愿！

数革命志士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民众的觉醒以及今天的和平生活，陈氏一家堪称“满门忠烈”！

愿今天之盛世如你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