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位于中原腹地，是周人为管理殷商遗民建立的国家。为了采用怀柔政策，周人让商朝王族成员宋微子当宋国国君，而且给了宋君以诸侯中地位最高的公爵爵位。周成王甚至亲自作诗《有客》，来接待宋国的首任君主宋微子。

表面上荣耀备至，但事实上宋人看到的是另一番世界。

宋国流源

首先，屈服于周人的殷商遗民被分给了卫国、鲁国和齐国等诸侯，作为手工业生产者与工匠。至于拒绝服从教化的冥顽之徒，则被集中到洛阳加以管教。周人表面上尊重殷商的习俗，比如周人允许商遗民保存自己的宗教场所亳社，允许洛阳的殷商贵族保存自己的宗庙，允许商丘的殷遗民继续祭祀祖先商王。但其实却对商人处处防范。

比如宋微子的封地宋国，就是以商朝旧都商丘为核心的平原地带，远离宝贵的金属矿产资源。周边的鲁国和卫国，都是地位很高的姬姓国，实力与宋国不相上下。最后到了春秋时代，他们形成了与宋国相互牵制的态势，制约了殷商后裔的壮大。仅有宋国东南方向，通向商朝的同族东夷诸部落，但是终周一代他们都受到周王朝的压制。这一地理位置，体现了周朝开国者的先见之明。宋国的两次崛起受挫乃至灭亡，都与这个天下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位置有关系。

至于尊重商朝习俗的怀柔政策，也是意味深长且别有用心。比如周人熟知商人的酿酒文化，躶体祭祀风俗和酒池肉林的享乐传统。于是打着尊重传统的名义，放任商人聚众饮酒。同时却严格规定本族的饮酒礼仪，不许效仿商人狂饮，周人如果聚众饮酒，就要处以重罚。这一举动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弱化商人的体质，腐蚀他们的复国斗志。

对于周人绵里藏针的政策，国君是商王后裔，国民几乎都是殷人的宋国自然看得很清楚。到了春秋初年，看到周平王东迁，周王室实力衰弱，于是宋公拒绝履行周家诸侯的义务，长期不朝拜周天子，趁机发泄自己的不满。郑国就曾以此为由，以王室的名义出征宋国。宋国的不朝拜，除了礼乐制度的崩溃之外，其实还有强烈的民族情绪。

自我定位

由于宋国位于天下之中，地理位置保证了他在历史记载里的亮相频率。很多关于宋国的历史记载是相互印证的。在晋国要求各国给周天子提供粮草时，宋国的右师乐大心，当着各国大夫的面，以周成王作诗《有客》为依据，公然宣称宋国是“周朝的客人”。可见他们并不认同周的分封体系与文化，宋人自认为自己是商朝后裔，他们的目标是复兴商朝。这一特点成了贯穿春秋战国宋国文化的核心特征。

在文化上，商人对自己的称呼是“大邑商”，其他的方国和部族被称为“方”。宋国人也继承了这一思路，在宋国太庙里祭祀古代商王。在宫廷音乐《商颂》中，用长篇大论和华丽的辞藻，歌颂商汤统一天下，讨伐荆楚的功绩。公子目夷曾经劝告宋襄公，上天不会让同一民族崛起两次，商人很难再次兴起了。

在行政和对外关系上，宋人在国内依旧自称商人。宋国君主用对外称宋公，对内却自己称商王，用各种排斥周人强加于自己的身份。到春秋早期的礼崩乐坏阶段，宋国的君位继承制变回了兄弟继承和父子继承并用的状态。这一变动，成了后来宋国内耗严重的内因之一。

商朝除了直接控制本部领土，主要通过方国联盟控制远方。面对姬周的分封体系，宋人用各种形式，挖周人体系的墙角。面对周王室要求各国出力翻修王城洛阳的要求，宋人十分傲慢地表示：东夷的薛国和鄫国是我的附庸，接受我的驱使，周王的任务我让他们代劳，这无疑是公然挑战周天子作为诸侯共主的权威。当中原霸主齐国和晋国强大时，他们就追随齐国，晋国打击戎狄和南蛮楚国。在中原霸主因为战乱和内耗衰弱之时，宋国就趁机扩张，扩展自己的实力。因为这个原因，宋国历史上还多次与姬姓的郑国、曹国等国屡屡开战。

宋公错金戈

正因为如此，宋人强烈的使命感和自尊心也被外邦所利用。比如后来的楚庄王想北上降伏宋国，称霸中原，但是苦于没有借口。由于宋国位于楚人前往齐国的必经之路上，于是他故意不向宋国借道，就派出使节前往齐国。宋国执政华元感到受辱，认为楚国不把自己当成国家，而是楚国的一个县，所以扣留了楚使，这就给了楚人伐宋以光明正大的借口。

在精神领域，殷商人比周人相比重鬼神，更有浪漫色彩和理想主义。古代的人祭和占卜传统在宋国都有保留。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襄公看到天空中陨石落在地上分为五块，六只鸟因为风力太大而倒飞过宋都。他一惊一乍地认为这是上天的暗示，将内心里复兴商朝的理想投射到外物上。于是询问经过宋国的周朝内史，希望从他那里得到肯定的回复。而内史只是很平淡地告诉他：这是自然的阴阳现象，不是鬼神之事，建议襄公采取务实的态度处理内外事务。

襄公图霸

基于这样的身份认同，宋襄公的称霸策略就是自视为天下中心。在整顿内政有了起色，国力有所积蓄之后，宋国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外交策略。首先故意冷落周天子，一切行动与对方无关，还拒绝朝见天子。

面对曾经专心侍奉，积极支持的前霸主齐国，宋襄公变得强硬起来。在管仲去世后，齐国内政混乱，诸公子争权。但是宋襄公曾经受齐桓公之委托，照料齐国太子。看到齐国内乱，襄公征调了四个中小诸侯组成联军。打着齐桓公托孤之臣的旗号，击败叛乱的齐国诸公子，扶持齐孝公登基，俨然一副齐国恩人的态势。在救助齐国之后，实力与野心并不十分匹配的他，要在曹国组织中小诸侯的会盟。这次会盟中，邾国是古代帝王颛顼的后裔，鄫国是商王朝的盟友东夷后裔，滕国和曹国是被东夷文化影响的姬周后裔。所以宋襄公从这些文化上接近商宋文化的小国入手，组织自己的小联盟。

但是这些盟友对于宋国的态度却十分冷淡。曹共公不按照周礼接待宋人，姬姓小国滕国君主迟到，遭到宋襄公囚禁。东夷的鄫国国君因为迟到，被襄公用来祭祀睢水的妖神，用东夷的礼仪举行人祭，以此恢复殷商-东夷联盟。

结果宋襄公第一次会盟，就对自己和盟友开双重标准：要求盟友以周礼对待自己，但以蛮夷风俗对待弱小盟友，而且还囚禁了2个国君，俨然一副暴主的姿态。公子目夷站在周文化诸侯的角度劝告宋襄公：古代祭祀时六畜不可相互替代，哪能用人来代替牲畜呢？民众是神的主人，你用人去祭祀，神明怎么会接受这样的祭品？诸侯怎么会归心？自知在中原诸侯之间缺乏号召力的襄公，依然想着用人祭去讨好东夷，依托他们称霸。这种联合外族的行为，无疑招致了其他诸夏的反感。最后宋襄公只能出兵围攻曹国，以武力泄愤。

于是，在宋襄公组织会盟的同时，另一场会盟正在去齐国同步举行。在陈国的组织下，较大的诸侯齐国、楚国、陈国、蔡国和鲁国在齐国盟会，怀念齐桓公的霸业，其实是暗地里警告联合东夷的襄公。当年齐桓公出兵抵抗戎狄、捍卫王室，拯救了即将灭亡的卫国，邢国，燕国，与襄公的妄自尊大，虐待盟友对比鲜明。

宋楚争霸

襄公在初步受挫之后，马上调整思路。他发现和宋国差不多大的郑国、蔡国和陈国都受楚国影响，于是他给新崛起的南蛮楚国遣使送礼，希望能得到实力不俗。但是爵位很低的楚国支持，并同时邀请齐楚两大国君主，来到宋国的鹿上会盟。由于齐孝公是宋襄公拥立的，所以支持宋国。

由于之前和楚人接触不多，再加上祖先商汤有讨伐荆楚的战功。于是襄公想当然地认为地位低于自己的楚国会臣服。而襄公请求楚国的支持，不仅继续自外于周人的礼乐体系，而且没有把握好楚国的民族心态和外交特色，为后来的受辱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宋国仅仅不认同周礼，拒绝履行诸侯义务，那么楚国的习惯是变相利用周礼，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楚王室的祖先来自中原，出自黄帝的血脉；但久在南土，反而深受南蛮；影响周公南奔楚国时带去过周朝的文化习俗；西周中期，楚国又制造过周昭王南征失踪的历史嫌疑。所以楚国想融入中原，很难得到认可。于是楚国的习惯是故意违背周礼，发泄自己的矛盾心理。在这种状态下，楚国在与周王室，还有齐国，晋国，秦国等强国交涉时，都才比较讲周礼。但是面对小国，他们会通过故意违背周礼的方式进行挑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老谋深算的楚成王看到宋襄公爱好虚名，但实力不济，暂时答应赴会，但暗自留了一手，准备挑衅宋国。

为了在新会盟中挽回形象，宋襄公决定有所收敛。他计划按照周礼，只穿衣冠礼服，而不带武装赴会，希望以礼服众。但是目夷却劝谏襄公：参加会盟的楚王是靠弑君上位的，南蛮不会讲礼仪，君上最好带上战车护驾，以防不测。襄公不仅不听，还觉得目夷会自作主张，私自带兵护驾，于是还把推崇周文化，善于使用灵活政策的目夷带在身边赴会。

当年秋天，楚国和他的盟友陈、蔡、许、郑、曹等诸侯如约，来到宋国的盂地与襄公会盟。这一次齐鲁两国发现，主要会盟者都是南蛮楚国的盟友，中原宋国实力有限。于是借故推辞不来。在会上，楚成王果然与宋襄公争当盟主。结果，楚国的大夫和使者们在华服下穿了铠甲，发现宋襄公不肯屈服。于是原形毕露，将其宋襄公。这时襄公才幡然悔悟，在紧要关头让兄弟公子目夷出逃，布置宋国防务。

按照殷商兄弟传位的君主继承法，目夷被宋人拥戴为国君，并成功地抵御了楚军进攻。楚军把宋襄公押到城下 迫使宋国投降，却发现这个肉票已经一文不值。楚国杀俘虏不利于自己树立国际威望，于是楚成王向鲁国举行了“献捷仪式”，把一部分宋俘和战利品送给熟知周礼，而且地位很高的姬姓鲁国。

当时的献捷仪式，最早是周人击败蛮夷戎狄之后，天子与诸侯举办的凯旋仪式。主要目的是鼓舞士气，树立本体系成员的优越感和自信。反过来，彼此之间交战即使取胜，也不能像周王献捷，这是违背周礼的。但是楚国作为南蛮，在击败中原诸侯之后，还故意向守礼的鲁国举行“献捷仪式”，属于明知故犯。意思是我把宋国当成蛮夷，你们的礼乐体系能奈我何？而向鲁国献俘虏，除了拉拢也是挑衅。

泓水之战

在鲁国的调停下，宋襄公得以回国。公子目夷也结束了监国使命，让出了君位。最后宋襄公为了发泄不满，于是以郑国是姬周后裔却与楚国结盟为理由，准备拿自己的世仇郑国出气。但在围攻郑国时，楚国直取宋都。迅速回国的宋军，在都城附近的泓水北岸摆开阵势，迎战楚军。

至于宋襄公为什么不借助有利地形，与楚军渡河的良机发动攻击？站在商文化角度，他认为天命依旧眷顾商朝，只要能取胜，商朝复兴就有希望。站在周文化角度，襄公的这一战是打给其他诸侯看的。这一点从宋襄公战败后的自我解释可以看出：按照西周和商的兵法，我不能袭击老弱的敌人，不加害倒下的对手。我宋人是已经亡国的商人后裔，受到上天的摒弃，实力弱小，但我也要遵守古代兵法。

襄公口里的亡国后裔，不太可能出自一向自大的宋人之口，应该是其他诸夏对宋人的评价。而遵守兵法交战，严守战争准则是礼乐的标准。襄公是高级公爵，所以更要尊奉周礼。准备以有礼之君讨伐无礼之楚国，取代之前连结东夷的蛮族形象。如果能按照周礼堂堂正正作战，为中原击退南蛮楚国。那么其他诸侯也会认同自己，宋国就扛起了攘夷的大旗。

所以，宋襄公多次拒绝公子目夷的合理建议，等待楚军完成布阵了才出击。宋国和强敌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正面决战。但是中原诸侯在抗击周边民族的战争中，已经有了突破军礼，使用计谋的先例：郑国抗击北戎的战斗中，就大胆使用了伏击战术。既然对手不讲礼仪，自己又为什么要为礼所累？之前齐国和宋国联合伐鲁，鲁军就在乘丘用蒙虎皮的战马拉车，打败宋军。更早的时候，坚持传统战术的宋人还数次败于郑国。宋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战法保守陈旧而吃亏了。

但使命感和仪式感已经充斥了宋襄公的头脑。最后轻捷迅猛的楚军一直杀到宋襄公的中阵，禁卫门官一排排地倒下。宋襄公本人也大腿中箭，狼狈逃走。可见没有维护霸业和礼制的武德，殷商是难以复兴的。抛开后人添油加醋的演绎传说，宋襄公绝对不是蠢猪式的愚蠢，驱使春秋霸主行动的，是荣誉，利益和恐惧。

小结

宋国文化里顽强固执的一面，其实来源于复兴殷商的使命感。各种对宋人的评价中，无论是厚重有德性的赞美，还是愚蠢顽固的讥讽，还是以小博大的蛮悍，都是这一特点在各个具体场合的具体体现。使命感使得宋国在文化，军事和外交中比较有坚守，不像邻国郑国那样，在晋国和楚国之间不停改变阵营。

在荣誉感的支撑下，战国时代的最后宋君与商王---宋王偃接替了兄弟的君位。他突破了爵位限制，推行王政改革。他本人仪表堂堂，能徒手把铁钩掰直。在11年的励精图治后，他梦想着恢复襄公霸业。于是向东边击败齐国，夺取了5个城市，向南从楚国夺走了300里地，向西击败魏军，还灭掉了山东的姬姓小国滕国，号称“劲宋”。但在合纵连横的操作中，宋康王审时度势地利用秦军击败齐国。但是连连征战损耗国力之后，最终被齐国攻灭，国土被齐、楚、魏瓜分。顽强生存到战国中叶的小商朝，在最后的疯狂之后，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之后的人对于宋国多有抹黑。比如用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等成语，讽刺宋人顽固和蛮干。两个有为的君主宋襄公和宋王偃，也在商文化逐渐失传后，沦为所有人都可以耻笑的对象。前者是愚蠢的代名词，后者则是商纣王和夏桀王的混合体暴君。不过如果回归历史人物的语境，就会发现文字背后，有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