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方志敏遗骸被找到，妻子向组织提了一要求：希望有张合照

1957年的春天，中国的工业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江西化纤厂也在南昌下沙窝破土动工。开工没多久，准备盖厂房的地基下挖出了一些骨骸，起初这并没有引起工人们的注意，因为在挖掘地基的过程中挖到骨骸，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但随后挖掘出来的两块骨骸，让现场负责人有些紧张，因为这两块骨骸上套着一幅脚镣。

负责人马上上报这一情况，工厂方面立即叫停了挖掘进程。因为就两年前，中央曾派出调查小组，到该地寻找方志敏烈士的遗骨。这次挖掘出来的，会不会是方志敏的遗骸呢？工人们谁也没法判定。

方志敏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秘密杀害，死后连座坟都没有。建国后，中央于1955年成立方志敏遗骨调查小组，来到江西南昌，多处打听烈士的埋葬地。

由于方志敏当年是被秘密处决，所以知道掩埋烈士遗体准确位置的人少之又少。调查小组虽然向社会发出通告，号召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但收效甚微。

就在调查受阻的时候，有人提出，方志敏牺牲前留下了一张刑场照片，因此当时的摄影师肯定知道行刑地。经过一番调查，调查小组终于打听到当年被国民党指派到现场为方志敏拍摄最后一张照片的摄影师，来自南昌真真照相馆。

很快，摄影师被找到了，但他只知道当年行刑的地方是在下沙窝。到了现场后，由于20年过去了，该地的建筑和地形变化比较大，摄影师已经无法准确地找到行刑的位置。

不过，摄影师提供的信息，还是让调查组缩小了寻找范围，之前大家只知道方志敏在南昌牺牲，但具体在南昌的哪个地方，一直都没有确切的说法。

确定在方志敏的遗骨就在下沙窝后，调查小组组织人手在当地挖寻。根据被关在同一监狱的同志和看守提供的线索，方志敏遇难时脚上带着脚镣，他的遗骸肯定会有脚镣。

不过当年的挖掘中一直没有发现，所以寻找方志敏遗骨的工作只能停滞不前。

1957年，在接到江西化纤厂的反馈后，江西省政府马上指示专家和方志敏的亲属赶赴现场。不过，当年的政治犯，基本都会被上脚镣，为了能辨明这遗骸和脚镣，是不是方志敏的，还需要进行科学的验证和推断。

当天，一份以江西省政府名义发出的加急电报，发到了浙江省东阳北麓中学，邀请一位叫凌凤梧的老师火速赶往南昌。

凌凤梧

凌凤梧当年是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长，因为同情革命者，他在方志敏最后一段日子里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关照。方志敏最初被关押的时候，带着一副重达10斤的脚镣，脚都被磨出了血。凌凤梧看了十分不忍，于是便向上头申请给方志敏换了一幅最轻的脚镣。

对于这幅脚镣，凌凤梧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在方志敏遗孀缪敏以及堂弟方志纯的陪同下，凌凤梧来到下沙窝实地勘察。

当凌凤梧双手拿起那副还套着两根胫骨的铁镣，掂了掂重量，看了看，又擦去泥土和铁锈，仔细又看了一遍，然后缓缓地说，“是的，就是这幅脚镣！”

至此，已经牺牲22年的革命烈士的遗骨，终于被组织和亲人找到。

听到凌凤梧肯定的辨别结论后，站在他身后的缪敏，早已忍不住泪流满面。

缪敏

方志敏和缪敏，相识于1926年。那一年，方志敏27岁，已经是江西农民运动的领导者，而17岁的缪敏，则是中共江西省委秘密机关的交通员。

由于穿着同样的服装，还戴着帽子，第一次相见时方志敏一度还将她当成了男同志。后来，缪敏成了方志敏的交通员，负责对外联络。相处时间长后，方志敏对这个女生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她来自农村，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完成了学业后，加入了组织。一天，方志敏问她：“你的理想是什么？”

“为穷人革命是我的理想！”缪敏的这个回答，让方志敏欣赏不已，频频点头。

共同的理想，以及工作上的接触，让两人的心越走越近，渐生情愫。

不过，两人谁也没将这层窗户纸捅破，直到1927年6月初。当时全国农协会秘书长彭湃秘密来到南昌视察农运工作，跟方志敏一起住在南昌市黄家巷31号省委的秘密机关所在地。

见方志敏和缪敏两人关系暧昧，一眼就看破的彭湃便幽默地撮合两人，“共产党人又不是和尚。紧急时刻献衷情，只有革命者才能做得到。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就让我做个证婚人吧！”

方志敏看了看缪敏，见她不说话，也不拒绝，只是低头红着脸，便明白了她的想法，于是笑着说：“那行吧！”

接着，两人于1927年6月5日在驻地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几位同志在一起吃了一餐像样的饭菜，就算完成了婚礼。

成婚当晚，省委的同志以打麻将为掩护，秘密开会研究工作，并决定将方志敏派到赣西开展农运工作。等散会时，已经是夜里了。方志敏回到房间，才意识到婚礼有些草率了，他甚至忘了给新娘准备礼物。

彭湃

在屋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什么值钱或者有意义的东西后，他实在不好意思地掏出一支钢笔送给新娘，然后想了一会又说：“我还要把我名字中的‘敏’字送给你。”

从此，原本叫缪细的她改名为缪敏。夫妻二人都叫“敏”，寓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婚后三天，方志敏起身前往赣西，而缪敏也在此后不久前往江西鄱阳工作。

1927年年底，正在赣西领导农运的方志敏，突然接到妻子被捕的消息，这让他焦虑万分。一面写信给缪敏，鼓励她坚持信念，一面向组织汇报，希望设法营救。

当时，缪家上下活动后，国民党方面答应只要拿出400大洋，就可以放了缪敏。缪敏的哥哥找到方志敏，希望当“领导”的方志敏能拿出钱去保释妹妹。

当时方志敏手上的确有钱，不过都是为革命筹集的公款，方志敏说：“公家的钱筹不易，可以办许多事，我们的私事还是另想办法。”

年纪尚轻的缪敏，在被捕后，每天都提心吊胆，她担心会被叛徒出卖，将她是方志敏妻子的身份告诉反动派，那样敌人肯定会利用她的身份大做文章，甚至威胁方志敏。用个人感情，绑架革命大义，这是她作为一个革命者，最不想看到的。

不过还好，她的身份最终也没有暴露，最终在组织和朋友的帮助下，被关押了40多天的缪敏被释放出来。

得知妻子被营救出来后，方志敏激动地来到鄱阳看望缪敏，那是他们新婚分别后的首次重逢。见面那刻，他们都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不过，经历过这种生死离别的考验，他们的感情也被淬炼得坚不可摧。他每次奔赴下一个工作地，都不需要多说什么，因为她都懂。

好几年的时间里，夫妻的分工都是方志敏在前方进行革命斗争，缪敏在后方组织妇女工作，顺便抚育4名孩子。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方志敏被捕。1934年1月，已经是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方志敏和粟裕率红十军团北上，遭遇国民党王耀武数倍兵力的追击，最终粟裕率的400多人成功突围，而方志敏部则没能成功，最终被叛徒出卖于1935年1月被捕。

1935年，方志敏被押着“示众”

方志敏被捕后，敌人为了劝降他，开出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但是面对威逼利诱，方志敏十分不耐烦地说：“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功名利禄对我们没有意义。至于生死，我早已看淡。不用再浪费口舌了。”

当时担任看守所长的凌凤梧，也被上司安排，来劝降方志敏，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还亲自告诫他，这是上边蒋总裁的意思，让凌凤梧认真对待，如果能成功劝降方志敏，那以后的仕途将一路畅通。

凌凤梧在与方志敏接触一段时间后，被这位共产党人的浩然之气折服，也不再想着劝服方志敏，而是经常与他聊聊天，看看能帮他做点什么。

顾祝同

所以当方志敏说脚下的铁镣太沉的时候，凌凤梧便立刻向军法处申请，给方志敏换一个轻一些的脚镣。开始这个申请并未获得批准，但凌凤梧再以“获取信任，方便劝降”为理由请示，终于给方志敏换了看守所里最轻的脚镣，并给方志敏的囚室换到了“优待号”，还给他纸和笔，允许他写作。写什么不要紧，反正文稿都在监狱里。

接触多了，方志敏也经常跟凌凤梧敞开心扉，他对凌凤梧说：“你是踏实本分之人，我们共产党一向很尊重你这种人，你应该远离国民党官场，否则要吃亏的……”

后来凌凤梧听了方志敏的规劝，辞职回乡当了一名老师。

在看守所里，方志敏写下了八篇文章，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我们死前的话》等传世之作。

而就在方志敏写作这些文章的同一时期，刚生下第五个孩子的缪敏，也由于叛徒出卖被捕，第二次入狱。

缪敏被捕后，被押到横峰县国民党71师师部，敌人还在横峰县召开“示众”大会，并让缪敏发表自首讲话。而当时下半身还在流血，发着高烧的缪敏，用全身力气呼吁台下的老百姓：“请大家不要忘记共产党，不要忘记苏维埃，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

敌人见这个女的嘴这么硬，便考虑动用感情攻势。后来在劝降方志敏时，敌人直接告诉他，“你妻子现在关在离这里几公里外的女子看守所，只要你愿意，我们随时都可以安排你们见面。”

方志敏知道，这是敌人的心理战，如果见到了缪敏，那敌人可能会以夫妻感情折磨双方，所以还是不见为好。方志敏严词拒绝：“我失去了自由，妻儿哪还能顾及？我只有抛下他们了。”

在另一边的缪敏，也以同样的理由回绝了反动派安排的夫妻见面。

在拒绝了敌人所有的要求后，方志敏已经预料到自己的结局。他写下了《写给我的妻子缪敏同志的一封信》，很显然，这是一封给妻子的绝笔信。

不过很可惜，缪敏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也没有看到这封信的内容。

当时方志敏每天在狱中坚持写作，包括凌凤梧在内的几位看守人员，都给予了很多便利和照顾。其中一位叫高易鹏的看守所文书，也和凌凤梧一样，由衷钦佩方志敏。一天夜晚，已经预感自己时日无多的方志敏，向当班的高易鹏说：“请你帮我个忙，先把一些书稿带出去交给鲁迅先生。”

高易鹏的女友程全昭在杭州教书，放暑假的时候来找高易鹏。脱不开身的高易鹏，便委托程全昭将文稿送到了上海，并交给了地下党。

可惜方志敏当时并没有将自己在狱中所写的全部文稿交给高易鹏，这是他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将文稿分开传递，以免传递的人被抓，全部落入国民党之手。

还剩下的一部分文稿，方志敏寄望于在狱中认识的胡逸民。胡逸民当时也是囚犯，但他身份特殊，早年参加过同盟会，与孙中山关系亲密，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和守灵者。一直身居高位，担任过军事法官、高等法院院长、中央监狱长等职。

1934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计划失败，胡逸民举荐的同乡胡春是地下党，将计划盗走。蒋介石将失利的原因归罪到中央监狱长胡逸民头上，将其关到了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虽然是囚犯，但胡逸民在看守所却没人敢管他，毕竟是国民党大佬，顾祝同见他都毕恭毕敬，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迟早要出去，而且会继续身居高位。

所以，胡逸民在里边好吃好喝地呆着，可以四处走动，只要不出看守所大门就行。他的三姨太向影心，可以自由出入看守所，经常来陪胡逸民。

胡逸民也对共产党充满同情，常常到方志敏的囚室来找他聊天，并带给他很多外边的报纸和书籍。方志敏逐渐与胡逸民成了忘年交，两人越聊越投机。方志敏于是将剩下的书稿分为两份，一份交给胡逸民，等他出狱的时候带出去，一份让胡逸民的三姨太向影心当场带走。

两人都答应了方志敏的委托，胡逸民在出狱后也的确信守承诺将书稿交给了鲁迅，但是向影心，却辜负了方志敏的信任。她后来嫁给了军统头子毛人凤，她手上的文稿，也不知所踪，其中就包括方志敏写给缪敏的信。

向影心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两年后的1937年8月，缪敏被组织营救出来，重获自由后，她读到了《救国时报》刊发的方志敏《我们临死前的话》及《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没读几句，眼泪就掉了下来。

文中那些闪光的文字，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充满力量：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 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让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看着丈夫的文章，缪敏心潮澎湃，只是她一直不知道丈夫在最后时刻给自己写了一封信，直到很多年后，方志敏被传递出来的文稿全部汇集后，后人发现方志敏在一份用米汤写的文稿目录中，提到这份信的存在。

而信的内容， 早已无人知晓。

方志敏牺牲后，缪敏一直不知道丈夫被埋在哪里。她只有强忍着悲痛，继续投身革命工作，并将四个孩子抚养长大（长子于1950年夭折）。

终于在1957年，随着凌凤梧认出方志敏的脚镣，已经48岁的缪敏，将多年在心中的思念和抱怨都随着眼泪发泄出来。丈夫牺牲22年来，缪敏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这次在面对省委领导询问有什么需求的时候，缪敏出人意料的提了一个要求：“我和他从来没有一起照过相，我想有一张和他在一起的照片，留个念想。”

面对烈士遗孀这么朴素的要求，江西省委马上召集最好的人物肖像画师和影印专家，为方志敏和缪敏完成了一张跨越22年的“合照”。

缪敏和方志敏的合成照片

合照中，方志敏的照片是在1935年在狱中的照片，而缪敏的照片，则是解放后的1957年。这张合成的照片，也成了方家的传家宝。

在以后的人生里，缪敏没有改嫁，一直带着孩子在江西工作和生活。受丈夫的影响，她也拿起笔开始写作，将丈夫生前的所有资料收集整理好，并写出了《回忆方志敏同志》《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书籍。

缪敏还一直将自己当做方家的儿媳妇，在1937年出狱后不久，就来到方志敏的家乡弋阳湖塘村，见到婆婆金香莲，并在建国后将婆婆接到家，与自己的母亲一起赡养，直到金香莲80岁去世。

方志敏和缪敏的五个子女，名字分别为松、柏、竹、梅、兰，五个孩子的童年都十分坎坷，在出生后不久都被送给亲友或当地人抚养，直到建国后才陆续回到母亲身边。

不过，除了方松于1950年病逝外，其他四个都在缪敏的教育下，成才了。只是方家人都很低调，从来不以方志敏儿女的身份示人，也没有因为是方志敏的子女获得特殊关照，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为新中国建设发光发热。

四个儿女也没有能从母亲那里继承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那张父母的合影，一家分了一张。

方梅展示父母合影

1977年7月9日，缪敏病逝。在去世前，她召集儿女们叮嘱道：“我这辈子波澜壮阔，很精彩，但有一个心愿到今天依然未能完成，就是等不到你们父亲的遗骨安葬了。”

说完，看着床边她与方志敏的“合影”又流下泪水。方志敏的遗骨在1957年就已找到，按说应该早就安葬好了。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省委觉得方志敏同志是江西党组织早期杰出的领导者，遗骨的安葬不能草率，希望为其建一座专门的烈士墓，但刚准备开工，就遇到了自然灾害，接着又是长时间的搁置。于是，修建烈士墓的计划一推再推，最终让缪敏也没能看着丈夫的遗骨入土为安。

缪敏去世后不到一个月的1977年8月6日，方志敏罹难42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江西省委省政府为方志敏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方志敏牺牲42年后，他的遗骨终于有了栖身之所。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来为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烈士送行。

缪敏虽然没能看到这一幕，但她在九泉之下，应该也会欣慰。

她最后的遗憾，组织和家人，替她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