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第一名臣张廷玉晚节不保，连犯四罪，终被乾隆罢免身后配享

张廷玉是雍正朝的名臣，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病危，临终留下了令张廷玉、鄂尔泰配享太庙的遗诏。

张廷玉虽为雍正所宠，却不为乾隆所爱。在乾隆眼里，张廷玉不过是一件只可供人观赏，却毫无用途的摆设，几同所蓄俳优之类。

由于不被乾隆信任，且屡受裁抑打击，已年近七旬的张廷玉便萌生退休回乡之意。几次所请之后，乾隆终准他原官致仕。

如果张廷玉就此与乾隆一别，便可以荣归故里，以全晚福了。谁知，他又节外生枝，自取其辱，反落得蓬头垢面的下场。

原来，张廷玉在得遂初衷后，又顾虑起身后能否得到配享的问题了。因为乾隆说过，“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何况新君并不信任他这个老臣，为此他辗转反侧。恰在此时，又听说大学士史贻直向乾隆进言，说他并无功德，不应配享太庙。

张廷玉心急如焚，似火攻心，强烈的虚荣心使他完全收起了平日的清高和谨慎，于是进宫面谒皇帝，请求乾隆不改变雍正的遗命，“免冠呜咽，请一辞以为券”。

乾隆因配享出自雍正的遗诏，并无收回之意。见张廷玉对自己如此不信，如此防备，心中十分不快，但乾隆还是答应了张廷玉的请求。

张廷玉以三朝元老重臣，久经政治风雨，当尽知为官的临深履薄之道。可是，不知他是真的轻视皇帝，还是一时糊涂，鬼迷了心窍。在得到恩准配享的谕旨后，他只是具折谢恩，并以年老天寒，不亲赴殿廷，让儿子张若澄代往。

乾隆对张廷玉的不满已经积郁了很久，这下他彻底动怒了，认为这是张廷玉对自己的不敬。他让军机大臣传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

当时承旨的军机大臣汪由敦，是张廷玉的得意门生。汪由敦当即叩头为张廷玉求情，请求皇帝不要将此事公布于众，声称“若明发谕旨，张廷玉罪将无可逭”。

但乾隆怒气正盛，对汪由敦的请求不予理睬。汪由敦无奈，便不顾军机处的规矩，将乾隆发怒的消息禀报给了师门。

龙颜大怒，张廷玉已知此番非同小可，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赶到宫里跪叩请罪。不料，这亡羊补牢之举，非但没有任何用处，反而遭来更为严厉的指责。

乾隆知道，张廷玉的请罪并非出自真情，而是由汪由敦泄露了消息。因而更加恼怒，对张廷玉大加诘责，历数他四大罪状。

第一，配享太庙，乃非常恩典。张廷玉不亲自至宫廷谢恩，是视配享为应得之分。

第二，张廷玉要求兑现雍正的遗言，请乾隆重申配享太庙的恩典，是信不过新君。

第三，张廷玉在尚未龙钟衰老之时，就营营思退，是对新君不予重用的不满，从而寻求明哲保身之道。

第四，张廷玉不能亲至朝廷谢恩，却于次日黎明赴阙请罪，这是军机泄露消息之故。可见，张廷玉举荐汪由敦继任大学士，乃是在朝廷安插私人耳目。

专制帝王，最容不得大臣“震主”和“欺主”。张廷玉对乾隆已犯有不信、不敬，外加欺蒙和结党之罪。这不仅为乾隆所憎恶，还让龙额无光。于是，下旨削去伯爵，但仍以大学士休致，明春回乡。

不料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第二年开春，乾隆再借蒙古亲王策凌配享太庙一事大作文章。颁布上谕列举张廷玉不得配享太庙的理由。

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凡得配享太庙的均为立有汗马功劳的佐命元勋，而张廷玉仅以缮写谕旨为职，为娴于文墨者所为，于经国赞襄毫无建树，配享实在逾分。

接着，他下令将此旨并清朝配享诸臣名单一同交给张廷玉阅看，让他自加忖量，能否与配享诸臣比肩并列。“应配享，不应配享，自行具折回奏。”

张廷玉一心想着配享太庙，俎豆千秋，却遭到了乾隆皇帝三番五次的指责，不荣反辱。直到此进，他才如梦方醒，知道帝王之家的供果并不好吃，如若再行坚持，则不仅自身受辱，还会祸及家门。

于是，张廷玉具折请罪，乞罢配享。

乾隆终于向张廷玉逼出了“口供”。然后，他便以大学士九卿的名义，修改了雍正皇帝的遗诏，宣布罢免张廷玉的身后配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