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和孔子到底有什么关系？

孔子是伟大的史学家

正是基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孔子精心对古代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涉及到《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资料之一就有《古文尚书》，孔氏家族使得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得以流传。

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史记·孔子世家》)凡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资料，仰赖于孔子悉心考据和整理。今天我们研究春秋历史乃至更早一些的历史，都可以从孔子所述的《春秋》和相关的《左传》中找到线索。可以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和项羽的火烧咸阳，经过孔子整理而留存下来的史料应该会更丰富。

司马迁对孔子在史学上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史记·年表第一：三代世表》序言是这样说明的：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之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在《史记·年表第二：十二诸侯》中司马迁对孔子的史学贡献又一次予以称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甚至司马迁“谱十二诸侯”，都以孔子为界——“自共和讫孔子”。

虽然《史记》这些内容不可全信，但孔子以个人之力大量搜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的事是毋庸置疑的。

在通释《论语》的前后，我通读了《春秋左氏传》。可以说《春秋左氏传》的内容我看明白了，但对所谓的“春秋”概念所指却一直搞不清。一般认为《春秋左氏传》所列的“经”才是《春秋》。但实际上这“经”简略得不能再简略了，有的只标了诸如“夏四月”“秋七月”字样，后面没记录任何事件。“经”的文字并不多，可整理的内容极少，无非是排排序，不可能耗费孔子很多精力，倒是《春秋左氏传》的文字笔法值得称道，对部分历史事件解释评论的内容极具特色。如果说孔子仅仅抠了诸如“天王狩于河阳”几个字眼，就算修《春秋》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而实际上，读《春秋左氏传》明显可见孔子“加工”过的痕迹。试举几例：

《左传·文公二年》在记载鲁国“大事于大庙，跻僖公”的事后加了孔子的评论：“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姑且不论孔子对臧文仲的评价是否准确;就这个内容看，它显然是后加入的内容。因为孔子生在鲁襄公二十二年，这个被“评论”的事件比孔子出生还早七十五年。

类似的事件还有《左传·成公二年》对卫君允许仲叔于奚可以“曲县”“繁缨”一事，也加入了孔子的评论。《左传·襄公十年》“生秦丕兹，事仲尼”也是在原史料基础上后加入的内容。

如果说这些都是左丘明记录的，他是从哪里获得这些资料的呢!他为什么要刻意加入这些内容呢!这些显然都是孔子为之。 查《春秋左氏传》中有二十八年三十一个历史事件涉及孔子的记录，分别以“孔丘 ”“仲尼”“孔子”来称呼。其中以“孔丘”出现四处十次，孔子自称“丘”三次，以“孔子”出现共两次，以“仲尼”出现共二十七处三十四次，以“尼父”称之一次。涉及孔子参与的历史事件，有昭公七年“孟釐子病不能相礼”转述他人的话里用的是“孔丘”，议论叙述用的是“仲尼”;哀公十四年孔子请伐齐的记载“孔丘”“孔子”都用了。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全用的“孔丘”，哀公十六年孔子逝世用的是“孔丘”，定公十二年“堕三都”的记录全用的是“仲尼”。用“仲尼”的口吻直接评论历史事件二十一处，以“孔子”评价一处，在叙述历史人物中刻意补叙的内容两处，通过事件中人物转述“孔丘”一处。孔子评论的历史事件，有在孔子出生前发生的，有发生在孔子历世之前的，也有发生于孔子当世的。关于孔子逝世的记录，更非“左丘明”记录，显然是孔氏门人所为。

所谓《左传》对诸如为什么要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所做的解释恰恰是孔子的意思。所以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修“春秋”，不单单是修“经”，他还参与了所谓的《春秋左氏传》的编集整理，或者说孔子修的“经”包括《春秋左氏传》。孔子停止修《春秋》后，他的门人继续了此后对《春秋左氏传》的整理编集，否则《春秋左氏传》不可能把孔子的逝世当作记录的重点。

那么，又怎样理解《春秋左氏传》出自鲁国史官“左丘明”之手呢?《论语》确实提到了“左丘明”这个人——“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第25章)从《论语》这段话的口气推断，孔子以左丘明的判断标准来比较自己的态度，流露出对左丘明的敬重，左丘明不可能晚于孔子。从孔子这里对左丘明认同的口气判断，极有可能孔子所修《春秋》依据的资料就是左丘明一脉传承下来的，或者是左丘明提供的。孔子不但修了《春秋》，还续写和补充了《左传》。《史记·年表第二：十二诸侯》的序中司马迁确实提到过左丘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如果从司马迁这些话推断，左丘明应该稍晚于孔子。但司马迁的这些话与《论语》中孔子提到左丘明时的语言态度是有矛盾的，不知道司马迁是从哪里获得这些关于左丘明的信息的。总之，这个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文、行、忠、信”(《述而》第25章)是孔子的主要教学内容，其中的“文”就是历史文献。孔子一方面整理历史文献，一方面又在积极传播历史文化。 在整理研究中，孔子也在不断地丰富自己，成就了广博的学识，《史记·孔子世家》记录的孔子就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关于“坟羊”的考辨，对吴国使者关于“骨节专车”的解释，对“有隼集于陈廷而死”，关于“楛矢”的推测，对“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所获之麟的辨识，都显示出了他丰富的历史学识。

人们在概括孔子功绩时，对他的称道主要集中在教育上和思想上，而忽略了他作为史学家对后世的卓越贡献。作为史学家，孔子的贡献不亚于后世的一些著名史官，甚至可以与司马迁相媲美。试想，司马迁是国家专职史官，有相应的资料来源渠道，而且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获取一些想得到的资料，孔子没有“行政”上的支持，所有资料全靠“个人行为”收集，包括他删重就简整理《诗经》，也要从四面八方的不同角度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