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文化也依赖语言来进行传播的。文化包括了语言,语言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们的意识形态集中起来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意趣以及法律条例,而语言是在人们产生后,随着文化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文化。
(一)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特殊在哪里?
1.它是史前时期的产物,是人类无意识的创造——不完全等同于文化的创造性。
2.它既不属于主观世界,也不完全属于客观世界,具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性质。
3.它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是超时代、超政治、超观念的。
因此,三个层面对它都不合适。
(二)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
说它是最重要的载体,是相对于其他载体而言。其他载体只能向人们显现文化的一个部分,甚至是文化的一个角落;而语言则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语言如果要超越时空,就需要借助于文字。从现象上看,似乎是文字充当着最重要的载体,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的负载功能,是靠它与语言的特殊关系而存在的。
语言由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组成。负载文化的任务主要是由词汇,特别是实词词汇承担。语音和语法是超时代的。有人主张汉语语法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意识,似乎至今缺乏有力的论证。
我们平时说词汇对于社会生活最为敏感,这也意味着许多文化凝聚于词汇。黄侃先生说一个字就等于一句话,意思是任何概念所包含的,实际是一个定义、一个判断。而定义、判断则是文化意识的结晶。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活变化剧烈,因此在词汇上表现为新词新语的剧增。但是,这还不是语言对文化产生影响的最好例证,因为大量新词新语是暂时的,它可以构成对文化的一时冲击,多数不能对文化的整体,特别是人的观念产生影响,不见得能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只有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生活的底层,经过历史的选择和淘汰、进入了民族基本词汇的语言事实,才是语言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标志。这一现象需要用历史上的事实加以说明。例如佛教在中国传播了近2000年,对中国三个层面的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一些词如自在、见地、法门、公案、功课、报应、解脱、因果、地狱、观照、有缘、机缘、投机、印证、化身、红尘等等都来自佛教;佛教词语甚至成为成语进入词汇体系,如立地成佛、天花乱坠、当头棒喝、随机应变、回光返照、不可思议等。这些词语已经让后人感觉不到是佛教词语,也就是说它们已完全融汇到汉语固有的词汇中,成为汉语的组成部分。
(三)语言对文化的巨大反作用力
文化内容,特别是哲学文化在靠语言进行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分不清语言和它所指的事物,于是经常误把语言和其所指混同。于是语言又反过来对文化产生影响。最突出的例子如语言崇拜(包括文字崇拜),如汉语的双音节词汇对对称美的观念的形成所起的强化和推动作用,如宗教语言进入全民语言后,语言本身对人产生影响等。
(四)语言理解与文化理解的关系
正是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语言理解就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也越高。换言之,对于非汉语背景的学习者而言,三个层次的文化都是需要的,不可只给这个,不给那个,至于课程给予到什么程度,具体内容怎样确定,则是应该进行研究的。
近年汉语教学界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重视,即基于这一原理。学界在这方面进行的探讨已经不少,意见虽不很一致,但在上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则是共识。
周思源先生认为,汉语学习初级阶段的文化定位表现为“文化因素”或“文化背景知识”;目的语学习越往中高层次发展,接触的文化越来越高,学习的内容越以专门文化的面貌出现。“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
现在的问题是,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文化背景和文化储备应该以什么形式进入教学领域呢?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一个人毕其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把握,对于来华学习汉语的学生,我们应该给予他些什么,才可以既满足他眼前的需求,又为其以后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打下基础、提供门径呢?这就是前几年对外汉语教学界讨论得很热闹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也就涉及到了我们学院的建设和老师业务发展问题。
下面我就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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