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生瑜，何生亮——英王与忠王

以1856年太平天国著名的内讧——天京事变作为分水岭，永安建制时所封的“首义五王”或殒命战场（南王冯云山战死全州、西王萧朝贵战死长沙）或亡于内斗（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或负气出走（翼王石达开），已全部退出太平天国的历史舞台。

永安建制

而太平天国前期威名远播、战功卓著的众多将领如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请王李开芳、求王林凤祥等也相继凋零。

天京事变

面对“朝中无将、国中无人”的不利局面，天王洪秀全被迫恢复之前的“五军主将制”，并启用以李秀成、陈玉成、蒙得恩、杨辅清、韦志俊等年轻将领担当重任，至此，这些后起之秀开始逐步在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上崭露头角并大放异彩。

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都出生于广西梧州府藤县大黎里，两人邻村而居，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乡，又同为太平天国后期最优秀的军事将领，所以后世的历史，常常以“太平天国双子星”，“太平军双璧”来形容二人。

英王陈玉成

同为最闪耀的将星，围绕英王与忠王的争议、关于二人的高低比较从未停止，但纵观陈玉成和李秀成在太平天国的成长、发展之路，总给人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

首先，陈玉成14岁即加入太平天国，1854年，亲率500死士攀城而上，星夜攻克重镇武昌，一战成名天下知的陈玉成，当时也不过18岁而已。

反观李秀成，其年纪虽然比陈玉成大了14岁，但在天京事变之前，不能说默默无闻，但缺乏像陈玉成星夜克武昌，孤舟救镇江这样既有说服力又有传奇色彩的成名之作。

陈玉成攀城而上，星夜克武昌

再来看天京事变之后，在当时太平天国实际上并无王爵的情况下，陈玉成已官拜冬官正丞相，获封仅次于王爵的“成天豫”，李秀成当时是地官又副丞相，封“合天侯”，同为五军主将，国之股肱，但李秀成无论职务、爵位都难望陈玉成之项背。

忠王李秀成

另外，从获封王爵这一重要指标来看，1858年11月，太平军取得三河镇大捷，1859年4月，22岁的陈玉成即因功被封英王，成为当时太平天国最年轻的王。

而同样在三河镇大捷中出工出力的李秀成，却没能在第一时间得到王爵的封赏，这不仅让李秀成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不满，也为日后英、忠二王的不和埋下了伏笔。

那时英王名显，而我名未成，事事为之算计——《李秀成自述》

虽然1859年秋李秀成也终于获封“忠王”，但此后深居宫中，基本不问朝政的洪秀全，又下旨“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之事不决问于英王。”相当于将首都之外的最高决策权，全部交给了陈玉成。所以理论上，忠王仍然要受英王节制。

抛开资历、战功、作战和指挥能力不谈，单就职务、爵位和受重视程度，同为当时最闪耀的将星，英王陈玉成却始终要略胜忠王李秀成一筹的。

李昭寿降清，李秀成受难

在太平天国前期，可谓人才济济，将星如云，因此李秀成几乎没有独当一面的表现机会，当然更谈不上建功立业。

直到1856年，李秀成因解救镇江和破江南大营之功，被委为地官副丞相，算是勉强跻身于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之列。

耐人寻味的是，真正让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如彗星般崛起，并迅速冒升的，却和一个无耻的叛徒李昭寿有关。

李昭寿何许人也？此人出身于河南固始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自幼贫贱，头秃又狡黠，在乡里之间尽干些飞檐走壁、偷鸡摸狗的勾当，因此宗族都称他为“贼秃”。

成年后的李昭寿，先是结捻起义，后又叛捻降清，再又归顺太平天国，再然后又复判于清军；此人的一生，就是在捻军、清朝、太平天国之间反复来回的投降、背叛。

1856年，这个唯利是图、反复无常的小人在投降清朝不久，基于现实的考量和自身的发展，于当年十月投降太平天国，并归于李秀成麾下。

李秀成对这个声名狼藉的下属却相当够意思，直接从自己本就捉襟见肘的狭小势力范围中划拨三城，予其容身。

1857年李秀成驻守桐城，兵单将寡，此时归降的李昭寿以实际行动做出回报，发挥自己“统战工作”的特长，联络了捻军的首领张乐行、龚德树前来投靠，并招降了捻军大约七万人，这批生力军的加入，不仅壮大了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的声势，而且为李秀成取得桐城的胜利提供了极大保障。

1857年10月，李秀成因桐城之功被封“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至此，李秀成在军事地位上，已基本和时任“正掌率”的陈玉成处于同一高度，两人共同负责整个太平天国的军事指挥行动。

可以说李秀成的迅速崛起并能跻身于太平天国核心，李昭寿功不可没。

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859年7月，这个卑鄙小人见利忘义、首鼠两端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带领四万人马，献滁州、来安、天长三城，再次投降了清朝。

本来下属反叛，做为上级的李秀成多少都有点难以洗脱嫌疑，更致命的是，李昭寿自己当叛徒不说，还不忘记“照顾”自己的老领导，给李秀成写信劝降，而这封信又鬼使神差的落到了天王洪秀全的手中。

对于洪秀全而言，天京事变的经验教训还历历在目，除了洪氏族亲，天王对身边的一众外姓将领都颇为忌惮。可想而知，当本就疑心病重的洪秀全接到这封劝降信时，对于领兵在外的李秀成肯定信任全无且戒心大起。

果不其然，洪秀全没有给李秀成任何辩解的机会，直接下令封锁长江，将李秀成孤立于江北，同时以其在天京的家眷做为人质。

防我有变意，后将中关舟只尽收，防我与天京官兵往来

遭受无妄之灾的李秀成，此时肯定相当郁闷和憋屈，虽然几个月后，李秀成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太平天国的忠心，但也正是从李昭寿叛乱事件开始，让天王洪秀全的内心深处埋下了对李秀成不信任的种子。

让人郁闷的封王之路

再来分析最让李秀成感觉郁闷和憋屈的封王之路：

1858年11月，陈玉成、李秀成联手，于三河镇大败湘军第一悍将李续宾及其所部6000湘军，第二年，也就是1859年，陈玉成因此大功获封英王，成为太平天国当时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异姓王。

而同样参与“三河镇大捷”的李秀成，则没有这么幸运，不仅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王爵，反而因为不久之后的下属李昭寿叛乱，成为洪秀全眼中的“嫌疑份子”。

上文谈到，李昭寿叛乱后，写信劝降李秀成被洪秀全知悉，李秀成因此受到牵连，百口莫辩，面对洪秀全封锁长江和扣留家人的质疑，李秀成只能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终于在一个多月后，顺利的通过了考核期，暂时赢得了天王的信任。

信任危机的解除，实际上并不代表天王解除了对李秀成的怀疑，只是太平天国正值用人之际，无端的打压手握重兵的李秀成，不但会寒众人之心，更很有可能真的逼反这位大将，这对此时危机重重的太平天国而言，显然是不明智的。

随后，洪秀全为安抚忠心耿耿又无辜受累的李秀成，终于送出了“忠王”的王爵，亲手书写“万古忠义”的匾额送，并赐其名“秀成”（原名李以成），从此不用避天王名讳。

虽然李秀成如愿以偿获封王爵，但和此前陈玉成的因功封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仅是时间上相差了几个月，更重要的是，陈玉成的“英王”是名正言顺的奖赏，而李秀成的“忠王”更像是一种打压过后的拉拢和补偿，或者说得更难听一点，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施舍”。

面对自己“忠王”头衔的含金量，其实李秀成也心知肚明，在其被俘后的自述中，他也谈及此事“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被天王悉到，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

无奈的奉旨勤王

在太平天国存续的最后几年，各大将领纷纷拥兵自重，按势力划分地盘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其中安徽一带是英王陈玉成的势力范围，而忠王李秀成则醉心于经营江浙地界。

1861年9月，太平军安庆会战失败，随后陈玉成于寿州被俘身死，而此时保有江浙富庶之地，拥兵数十万的忠王李秀成俨然成为了太平天国最大的“地方军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62年，湘军顺江东下，大举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

天王府

此时，早已习惯在小天堂享受荣华富贵的天王洪秀全，已经完全丧失了做为一个“革命领袖”的气魄和胆识，面对仅仅两万多的湘军围城，在天京城中尚有十万太平军防守的情况下，一日三次下旨，召远在苏州的李秀成回京勤王。

与洪秀全的如临大敌相比，此时的忠王李秀成，反应并不积极，对救援计划也并不热心，反而主张依托天京城垣，与清军展开长期的消耗战。

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说李秀成置天京城的安危于不顾，或者说在天国危亡之时有不臣之心，主要是因为此时他的部队正在江浙与清军对战得如火如荼，一时难以脱身；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形势的冷静分析，觉得天王的反应过于激烈，因此对于天王的诏令并没有立刻付诸行动。

随后，李秀成只是准备了粮草物资送回天京，并抽调了部分兵力回援，而自己仍然坐镇苏州大本营。

对于李秀成的敷衍应付，洪秀全勃然大怒，再次下诏严责：“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昏聩而怯懦的洪秀全，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却一味责怪头脑清醒的李秀成，甚至我们从诏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此时的洪秀全，在关键时刻，又开始对李秀成的忠心产生了怀疑。

可怜李秀成忠心耿耿，却总是无辜被天王猜忌，但此时母亲和家眷都在天京城内，天王又正在气头上，多说无益，只得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撤军，强打精神，率领二十万大军（对外号称六十万），进京勤王。

虽然北上的忠殿人马看似兵精将广，浩浩荡荡，但此时李秀成的心思并不在解救天京之围，结果显而易见，在天京外围的雨花台，双方鏖战四十余日，数十万太平军不敌曾国荃吉字营两万湘勇，损兵折将，大败亏输。

忠王不忠

雨花台之役功亏一篑，忠殿主力南下返回苏州，忠王李秀成却仍是表现出了对太平天国的极大忠贞，战役失败后，孤身一人返回天京城中，用实际行动为天王分忧，为风雨飘摇的帝国解难。

但此时太平天国已是日薄西山，积重难返，虽然天京城内的李秀成兢兢业业，仍然是孤掌难鸣，无法解除都城所面临的致命危机。

1864年7月，在围困天京长达两年多之后，湘军终于用炸药轰塌太平门城墙，随即，太平天国盘踞11年的都城天京沦陷。

湘军攻破天京城

天京城破之后，李秀成将自己的战马让与幼天王洪天贵福，率领最后千余人突出重围，护送幼主出京，但无奈由于所骑马匹并非良驹，在负责断后时，与大部队走散，最终为湘军所俘。

忠王被俘之后，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竟然在清营之中日夜奋笔疾书，在短短十日内，便写就了长达五万余字的供状，这就是李秀成后来最为人所诟病的《李秀成自述》

李秀成自述手稿

该供状为李秀成绝笔，而且是在清军大营内完成，部分内容遭到篡改也是在所难免，因此《自述》内容的真实性我们不必过于执着，但作为太平军当时实际的最高领袖，在被俘之后如此窝囊，甚至卑躬屈膝的写数万字的认罪供述，无论内容如何，这种行为都有负于忠王的一世英名。

反观英王陈玉成，同样是被清军所俘，但在胜保大营之中，始终不卑不亢，面对胜保循循善诱和喋喋不休的劝降，英王只有一句：“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凭此一句，英王便称得上真性情，真英雄也。

认罪伏法的态度并没有为李秀成赢得生存的转机，1864年8月，李秀成完成供述之后，被其引为知己的曾国藩便立即将他就地正法了。

唯一还算“幸运”的，也许是忠王最后时刻的“顺从”，博取了曾国藩的一点点同情与好感，李秀成成为被俘太平军将领中唯一一个被斩首而没有被凌迟处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