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学士”,是完成了学业并获取了学位的本科生。古代的“学士”,则是官职的一种。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学士制度,这项制度在唐宋时期被发扬光大。早在唐初,太宗李世民便延揽天下的青年俊杰,将这股力量收归己用。这些年轻的学士,相伴于皇帝左右,为他提供政治上的建议,有时也会草拟一些不怎么重要的公文。
到了唐玄宗当政的开元时期,国家发展蒸蒸日上,政治工作也变得更加繁忙。朝廷设置的中书舍人,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本职工作,于是,皇帝便抽调了许多青年人才,让他们来担任中书舍人的副手。这些被临时抽调的人才,便是“翰林学士”的雏形。
为了安置这些人才,李隆基设置了“翰林学士院”,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由皇帝直接调派。他们的职责变得正规化,负责起草某些类型的诏书,并担任皇帝的政治顾问。在皇帝进行决策时,亦有一定的决策权。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学士院”。因此,翰林学士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许多军国要事,甚至不与中书省商议。据《旧唐书·陆贽传》记载,德宗时,泾原兵变,天子出奔,翰林学士陆贽“行止辄随从”,“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
宪宗时又于诸学士中选资高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学士,参谋禁密,权任独重,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云:“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这种翰林学士承旨的职权,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文书诏制了,还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分割外朝宰相议政之权,可谓名副其实之“内相”了。
因为,翰林学士都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深得统治者信任,所以丞相往往会在这群人中诞生。翰林学士随着政治需要发展壮大,这就意味着草拟诏书不再是中书舍人的特权。从这以后,历朝历代的诏书都被分为“内制”和“外制”两种:
由翰林学士起草的,便是“内制”,一般来说里面都是些关乎军国大政的重要内容;
中书舍人所起草的诏书便是“外制”,里面是常规内容。
封建王朝的人才选拔制度,往往注重人才的家世背景和资历经验。但是,在选拔翰林学士时,皇帝更倾向于学士的个人修养、才学见识和办事能力。到了宋朝,翰林学士的权力达到巅峰。成为翰林学士的人才,无不是朝廷的顶梁柱,平时能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之中。以至于,从翰林学士中选拔宰辅,在两宋时期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
根据文献记载,北宋与南宋见于史册的翰林学士总共有371人,其中,有163人后来成了宰辅。由此可见,翰林院在宋代已成为孕育宰相的温床。之所以宋代的翰林学士地位如此突出,是因为自太宗皇帝开始的“重文轻武”政策。宋朝皇帝有多重视文人和文官,从历代宋帝的政策中就足以窥其全貌。
文官的班序比武将更高、文官被调度到地方担任知事监督地方政府、科举的录取人数比武举更多。作为当时最有学问的群体,翰林学士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不过,虽然大多数宰辅都出身于翰林院,但自他们成为宰相的那一刻起,便已与翰林学士站在对立面。毕竟,翰林学士的存在,对宰辅大臣的政治地位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宰辅无疑是一人之下的存在,在外廷处于核心地位,几乎每个外廷大臣都要听命于宰辅。然而,翰林学士的立场却十分微妙,他们是皇帝身边的私人顾问,且个个都是皇帝信赖的近臣。他们的存在,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外廷的权柄,制约了宰相。
宋朝皇帝明明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为何还要看到翰林学士与宰相对立的情况发生,反而要从翰林学士中提拔宰辅呢?
因为每个皇帝都渴望集权,所以他们十分热衷于坐山观虎斗,看翰林学士代表的内朝与宰相代表的外廷相互倾轧,双方的势力都在冲突中消弭,这是统治者所喜闻乐见的。
当然,翰林学士既会制约宰相,有时为了利益亦会与宰辅结盟。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宰辅和翰林学士也不会永远保持对立。他们结盟的情况,大体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内朝的翰林学士主动向宰辅伸出橄榄枝,与外廷首脑强强联手,形成朝中最大的政治力量。
第二种是宰辅将自己的亲信举荐为翰林学士,打入“敌人”内部,在内朝安插自己的势力。朋党之争,历朝历代皆有,只不过,宋代的朋党矛盾不明显罢了。
总而言之,翰林学士就是皇帝在政治上的“亲卫军”,用以制衡外廷群臣(尤其是宰辅)。他们的权力是大是小,完全取决于皇权的强弱。
然而,一旦发生了前文中提到的,宰辅与翰林学士结为政党的情况,皇帝就对外廷无计可施了,连内朝的权力都要被外廷瓜分。
可以说,但凡出现这种情况,皇帝的处境也就岌岌可危了。
参考资料:
【《通史》、《资治通鉴》、《新唐书》、《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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