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毛仲：本一养马家奴，却真拿唐玄宗当哥们处，大唐弼马温兴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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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元时期最得宠的臣子无过于王毛仲、张暐、王琚等数人，其中最得宠者乃是王毛仲。

此人本是高丽人，其父曾任游击将军，因犯法被收为官奴，后生王毛仲，长期在临淄王府为奴。李隆基任潞州别驾时，他也曾跟随赴任。当时还有一个奴隶名叫李守德，善于骑射，被李隆基买来与王毛仲一同侍从左右。

不过王毛仲聪慧灵巧，善于猜度主人心思，因而更受李隆基的宠信。李隆基从潞州回到长安后，见朝政混乱，韦氏专权，遂秘密结交禁军将领，经常与他们在一起饮酒作乐，赐赠金帛财物。王毛仲与李守德陪同左右，因此深知李隆基的心思。于是他也主动结纳禁军中人及豪杰之士，得到了李隆基的赏识。

李隆基决定举兵诛灭韦氏之党时，李守德紧随李隆基左右，而王毛仲却担心事如不成会牵连到自己，因此藏匿不出。政变成功后数日，王毛仲才公开露面。

李隆基也没有责备他，还奏授其为将军，可见宠信之深。李隆基为太子时，将立功的左右万骑营扩编为左右龙武军，与左右羽林军号称“北门四军”，命葛福顺等人分押之。同时又命王毛仲专掌东宫驼马鹰狗等坊，未逾一年遂升任其为大将军，官至三品。

在铲除太平公主集团的斗争中，王毛仲立有大功，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进封霍国公，实封五百户，在立功数人中封赏最厚。

王毛仲为官奉公正直，不避权贵，“两营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旧唐书·王毛仲传》)。

唐朝的马政在贞观时期由张万岁掌管，一度发展很快，无论是监牧的扩大还是马匹数量的增加，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诸监牧所养之马达到七十余万匹。

但是自武则天垂拱以来的二十余年间，“潜耗大半，所存盖寡”(张说《监牧颂》)。到开元元年(713)时，仅余马二十四万余匹。

自从王毛仲在开元二年掌管马政以来，大力整顿监牧，调整人员，恢复张万岁时的规章制度，“群牧孳息，遂数倍其初。刍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回残，常致数万斛”(《旧唐书·王毛仲传》)。

至开元十三年(725)时，马匹已增加到四十三万匹，十九年增至四十四万匹，牛羊增长达数倍之多。唐玄宗东行封禅泰山时，王毛仲从诸监牧抽调数万匹良匹随行，“每色为一队，望如云锦，玄宗益喜”(《旧唐书·王毛仲传》)。

这些政绩的取得是与王毛仲的努力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玄宗授其为开府仪同三司，这是一种文散官衔，从一品，是文散官的最高一级，自玄宗即帝位以来的十五年间共授给四人此官，其余三人是皇后之父王同皎及名相姚崇与宋璟，王毛仲能与他们同列，玄宗对其宠信于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玄宗还追赠王毛仲父为益州大都督，两个妻子均授予国夫人的邑号。其子尚在童稚就授予五品官，长成后令其与太子同游。

玄宗还赐给王毛仲大量的财物、驼马、奴婢和房宅。王毛仲嫁女，朝中百官皆前往祝贺，玄宗问其还有何要求，王毛仲说：“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玄宗问道：“难道张说、源乾曜辈也不肯前来吗？”

王毛仲回答说：“他们都已来了。”玄宗道：“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王毛仲说：“然。”玄宗笑着说：“我明日帮你召客。”

次日，玄宗对宰相们说：“朕的家奴王毛仲有婚事要办，你们与朝中达官皆要前去祝贺。”迫使宋璟及众臣皆前往王毛仲家为其捧场(《资治通鉴》卷212)。

据《旧唐书·王毛仲传》载：“每入侍宴赏，与诸王、姜皎等御幄前连榻而坐。玄宗或时不见，则悄然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王毛仲妻产子，因夏季天气炎热遂借皇家内苑亭子纳凉，玄宗也答应了。

正因为玄宗对王毛仲过分宠信，致使其逐渐养成了一股骄气，即使对宫中的宦官也不以为礼，甚至贵近如杨思勖、高力士者也视若无人，“甚卑品者，小忤意，辄詈辱如童仆。力士等皆害其宠而未敢言” (《资治通鉴》卷213)。

不仅如此，连玄宗派到其家宣诏的使者，王毛仲也不为礼，位卑者，“或踞见，忤意即侮评，以气凌之，直出其上” (《新唐书·王毛仲传》)。

王毛仲还与葛福顺结为儿女亲家，禁军诸将见王毛仲奏请无不应允，纷纷投靠，得其恩惠者不在少数，故“进退随其指使”。王毛仲如此骄横，又与禁军诸将关系亲密，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惕。

吏部侍郎齐浣曾对玄宗说过：

“福顺典兵马，与毛仲婚姻，小人宠极则奸生，若不预图，恐后为患，惟陛下思之。况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谨慎，又是阉官，便于禁中驱使。”(《旧唐书·齐浣传》)

加之与王毛仲关系亲密的李守德、唐地文、王景耀高广济等数十人，倚杖王毛仲的势力，所为多不法，也引起了不少朝臣的忧虑。

万骑将军马崇正白昼杀人，被法司捕获，王毛仲却极力营救，全然不顾国家法度，引起玄宗的不满，但却隐忍不发。王毛仲又自请任其为兵部尚书，没有如愿，心生怨恨。

王毛仲妻产子三日，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前往宣诏，赐其子五品官及大量的金帛酒馔。高力士回来后，玄宗问曰：“毛仲喜乎？”对曰“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

玄宗大怒曰：“昔诛韦氏，此贼心持两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高力士乘机进奏说：“北门奴，官太盛，相与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胡三省注曰：“王毛仲、李守德皆帝奴也。又葛福顺等皆出于万骑。中宗以户奴补万骑，故云然。”(《资治通鉴》卷213)

玄宗因为其党势力较大，不愿轻举妄动，还要等待时机。

开元十九年(731)，王毛仲向太原军器监索取兵器甲仗，太原府少尹严挺之将此事急奏玄宗，使得玄宗不得不对王毛仲采取断然行动。

为了避免其党因震惊而狗急跳墙，玄宗并未谴责他的这一行动只是以其心怀怨望、骄横不法的罪名，将其贬为瀼州员外别驾，葛福顺贬为壁州员外别驾，唐地文贬为振州员外别驾，李守德贬为严州员外别驾，其余诸人也纷纷贬出朝廷，王毛仲的几个儿子守贞、守廉、守庆、守道等皆贬到边远州郡任判司。

不久，玄宗又下令将王毛仲处死于途中，从而铲除了朝廷的这一潜在隐患，有利于政局的继续稳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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