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沈括不是一个专职科学家，他在官场上留下了沉重而闪亮的脚步。正因为他的脚步沉重，所以给人以“反复小人”的诟病，从而又将他的闪亮脚步给抹去了，于是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科学上的巨人，道德上的矮子的形象。

沈括活了65年，其中从1054年当海州沐阳县主簿（相当于副县长）起，到1089年任光?少郷（相当于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止，在官场上经历了30多年。这一期间，沈括做了不少为民有利的事情。这里略举几例：

在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协助宰相处理日常政务）任上，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派沈括以“专提举”身份，开浚汴河及视察沿河淤田。他身体力行，带人实地测量经常遭受重灾的地段，从汴京（今开封）上善门起，至泗州（今江苏盱眙一带）的淮口止，测量地段长达420公里，并创造出分层筑堰的测量法。

熙宁六年六月，沈括奉命前往两浙，视察两浙路农田水利等事务，到第二年四月后才回到京城。

这次他先后考察了苏州、常州、润州（镇江）、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和当地官员一起，重点是建设水利工程。

在常州、润州，他召募饥民来兴修水利；在苏州、秀州（今嘉兴）他组织当地农民疏浚太湖和断头河；在温、台、明等州兴筑海堤围田。

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以后两浙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作为规模比较大的工程，得到了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支持，允许沈括动用“陂湖遗利钱”，即由国家用公田收上来的税，用于水利建设。因此，沈括兴修水利时，基本采取募民的办法，而不是由农民或饥民无偿出力。这样就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使水利修建比较顺利地进行。

熙宁七年(1074)八月，神宗又派他察访河北，兼带调查保甲法执行情况，并给他特权。他在符合新法精神的前提下，对民兵给予军事编制，进行军事训练，加强了河北西路的防御力量。

在三司使（主管全国财政收支、民政户籍、盐铁生产等）任上，熙宁九年(1076)，他提出改革盐钞法，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

沈括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是∶ 收买旧钞，公私盐钞全部收回，旨在解决虚钞滥发问题；调整盐价，使西盐和东盐价格基本平衡；增加盐货流通渠道，减少官营销量，扩大商销范围，以。

沈括真的是一个人品低下的“反复小人”吗？

沈括提出修改免役法的建议，却被贬了官

沈括在历史上的科技地位几乎无人撼动，然而，对他的道德问题的贬低文章却是很多。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对沈括的人品差评，其根据无非是这么二件事：一是跟风行船，借王安石下台，反对免役法；二是出卖老朋友苏轼，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关于沈括与乌台诗案另论。这里专门说一下沈括在免役法问题上，被称为“反复小人”的事。

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罢相。一个月后，沈括向新任宰相吴充提出了修改免役法，实行“差雇并行”的观点。吴充又将他的建议奏呈宋神宗，侍御史知杂事（相当于中央监察机构副职）蔡确上书，对沈括进行弹劾。

蔡确对神宗说： 沈括作为陛下近臣，既然对新法有看法，就应该直接向陛下汇报，但他却私下向宰相献计，这是依附大臣；沈括在以前并没有说过免役法不好，现在却在王安石罢相后提出来，要求改变免役法，这是窥测陛下的意图；沈括原来只是说要减少下等户役钱，现在却要全部免除，这是前后矛盾、反复无常；沈括担任三司使以来，没有做过一件对政事有利的事情，却挟私害政。陛下应该对他进行处罚。

这件事上，沈括就给人落下“反复小人”的话柄。

但是，如果细读一下有关史料，可以发觉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开始试行的免役法，其主要内容是改原先由民户差役，改为官府出钱募人充役；农村上三等户按户等交纳“免役钱”；城镇上五等户及农村原先不服差役户的按户等交纳“助役钱”，数量是免役钱的一半；除免役钱．助役钱外。另外交纳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使用。

王安石的这个免役法，最大的目的还是富国，朝廷是最大的受益者。虽然此法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原来享受免役的下等民户却同样要缴纳助役钱，这就损害了贫苦户的利益，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熙宁六年(1073)六月。沈括受命察访两浙时，曾对免役法的执行情况作了调查，发现了其中的弊端：那些原本只承担轻役的微户以及无役的下户，由于要缴纳役钱，使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们宁肯按旧法去服役。为此沈括多次上书建议裁减下户役钱。

沈括在熙宁九年十一月的上书中说道：

先前我在两浙察访的时候，曾检查本路执行免役法的情况，发现多半的乡民和原来没有徭役负担的人，对役法有意见。我也曾屡次举出利害，请求减去下户役钱。实行役法的本意，是替人民均财惜力，所以依我看来，不如使无役的人输钱，役重的人受俸禄，役轻的按旧法办事。

沈括在上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将旧有的差役法与现行的免役法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策略，以减轻中下等民户的负担。

沈括的建议，宋神宗要求司农寺（新政立法机构）审核，但最后没有了下文。

也许沈括上书后久久得不到回应，他便想找上司问问究竟。于是他进入了相府。

吴充问沈括：免役法颁布几年了，但是民间的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沈括答道：说役法不好的，大都是士大夫和城里住民。过去他们免去徭役负担，过惯了舒适的日子，现在叫他们和农民一样，也要缴纳役钱，岂有不反对的道理?他们诋毁新政，丝毫不值得同情。但是那些贫苦微户，向来没有差役，如今也叫他们每年出钱，增加了他们的困难，这才是我们应当考虑的。我曾经奏议说，两浙年中税收总额可以裁减五万贯，便可使二十八万多微户，得到免除役钱。全国都能这样，尽除微户所输役钱，就算给他们一点轻微力役，还不会有什么害处。

沈括提出的“无役者输钱，役重者受禄，轻役者自依徭法”的建议，本质上没有违背新法制定时的原则。要求免除下户役钱，只让他们负担轻微徭役，这是完全符合新法精神，符合王安石推行免役法时，希望达到去疾苦、抑兼并和便民的目的。沈括的建议，是在更好地维护新法，不是要求变更役法。

沈括的建议虽然具有实效性，可以弥补免役法和差役法各自的弊端。问题是他的观点和建议，是在王安石罢相以后才明确提出来的，因此引起了新党的攻击。正是这次沈括的建议，成了蔡确们攻击沈括的借口，于是就发生了上文已提到的弹劾沈括的事。

其实，蔡确在弹劾中，说沈括反复无常，前后矛盾，一会儿说减少役钱，一会儿说免掉役钱。针对此说，沈括后来在《自志》中澄清过：

御史诋毁我说，先前不过是议请减少役钱，现在又暗中改换说法，要求把役钱通通除掉。这是首鼠乖刺，阴谋破坏司农立法。我因此受到处分，谪官集贤学士知宣州。御史实在未曾考虑过，两浙岁入减少五万贯，这叫做减少；二十八万家免去役钱，这叫做免除。

沈括在三司使任上只待了一年零八个月，于熙宁十年(1077)七月被罢职。导致沈括被谪贬的直接原因就是免役法之争。

沈括成为巧言谄媚的“反复小人”，也与王安石对他的态度前后变化有很大关系。

沈括是变法的拥护者和参与者，王安石也很器重他，对他的才能十分欣赏。据说王安石新党一派的骨干有30人，沈括排在第15位。

沈括担任视察两浙的钦差是王安石极力保举的，沈括就任三司使职务，王安石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后来王安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斥责沈括是“壬人”，这里面除去他容不得沈括对新法的不同意见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轻信了挑拨离间的话，觉得沈括背叛了自己，对他的人品产生了怀疑。

向王安石说沈括坏话的是吕惠卿。

吕惠卿是变法阵营中主要成员，王安石曾称赞他的“贤能不仅仅在当今出类拔萃，即使是前世大儒也不是轻易比得过的。”确实吕惠卿为推行变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王安石的关系也情同师徒。至于后来吕惠卿在王安石罢相后逐渐换了一副嘴脸，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当时沈括问题上，王安石听信了吕惠卿的挑拨。

吕惠卿与沈括的关系交恶，可能始于一次水利兴修。熙宁七年和八年，淮南、两浙一带连续大旱，熙宁八年（1075）七月，神宗派沈括为安抚使，兼察访农田水利。他根据当地的灾情，提出了开凿泾浜、筑高堤岸的兴修水利建议书。

在这个建议书中，沈括将水利工程所需的人工费用，由地主按亩出钱负担。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极力反对，说是按沈括的计划，每亩田需出钱二百，一千亩田，要出钱二百贯。这么多的钱无论是谁也出不起的。

原来吕惠卿藏有私心，他在苏州华亭一带置有大量良田，要他出钱简直是割自己的肉。为此两人争论多次，直到吕惠卿被撤销参知政事职务，沈括代替章惇任三司使才结束。

还有“分水岭”事件。熙宁八年，辽朝想进一步侵占宋朝土地，要求划定边界，包括吕惠卿在内的大臣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划分。精通地理的沈括就从枢密院里的档案资料中，找到了以前议定的边界文书，据此证明辽朝提出的边界要求是错误的。当年三月，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出使辽国，谈判边界争端，驳回了辽朝无理要求。

沈括奉诏在察访两浙、河北等地时，还发现和提出了新法推行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另外，宋神宗也很看好沈括的才能。

所有这些，作为参知政事的吕惠卿无疑脸上无光，忌恨沈括。以致吕惠卿拼命在王安石面前说沈括的坏话。因为不论是分水岭边界谈判，还是新法推行，实际上都由王安石说了算。吕惠卿一挑拨，心胸比较狭窄、行事比较独断的王安石就相信了。

神宗曾与王安石说起吕惠卿：“他忌能、好胜而且不公。像沈括、李承之，虽然算不得是了不起的人，但是惠卿却每件事都非议他们。比如因为沈括说了分水岭的事，他就极端憎恶沈括。”

而王安石却回护吕惠卿：“惠卿对沈括恐怕不是忌能。沈括这人反复，人人皆知，是一个巧言谄媚的小人。陛下应当疏远他。惠卿屡次向陛下说及沈括，不能说这不是他的忠心，陛下应当了解。”

从上述对话中可以看出，吕惠卿在神宗面前也是不断地说沈括的坏话，实质上吕惠卿已经将沈括作为政敌了，不只是忌能那么简单。王安石看错了吕惠卿，误会了沈括。以后吕惠卿为私利，阻挠王安石复相，某种程度上说，吕惠卿才是真正的小人。王安石晚年居南京，在书室里多次写“福建子”三字，就是因为恨吕惠卿误事。

沈括一直来非常敬重王安石，王安石对他的成见，他从来没有表示出不满。其实，王安石和沈括的父亲沈周是旧交，沈周去世后，王安石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沈括和王安石在晚年仍有来往。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

王安石的背上生了疽疮，一直好不了。一个叫梁彦章的上元知县送上了一副偏方，王安石服下后病愈，梁彦章就把治疽疮的方子献给了王安石。后来，“予从丞相得之。”

沈括被背上“反复小人”的诬名，是历史的误会，他是在当时新党已趋于分裂的情况下，成为被蔡确、吕惠卿等视为政敌和排挤的牺牲品。沈括不是一个完人，但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