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卡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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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拿破仑是法国历史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今年是拿破仑逝世200周年。也有蛮多人好奇，法国人究竟怎么看拿破仑？这个问题其实不好解答，因为他的形象一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派别不同，给出的解释也不同。希望下面的短文能给大家对拿破仑的解读提供一点思路。

我们先看两幅版画，它们均来自1814年，第一幅名为《去掉面具的暴君》，拿破仑正被保王法国揭露真面目，他是一头野心勃勃的狮子。这种将暴君动物化起源于亨利三世时期，去人类化是为了将他物理消灭的合法性铺路。

第二幅《随风而逝》，画中的拿破仑正在给罗马王吹泡泡，泡泡上写着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罗马，欧洲，这些都是拿破仑的战绩，但是就像肥皂泡一样，迟早要随风而逝。但是这两幅画并非来自同一阵营，1814年，在保王党眼中他并非人类，在自由派眼中，他的功绩脆弱如肥皂泡。

对于拿破仑的政治形象，相关的讨论两百年来都非常激烈。所以，他到底是什么？革命的孩子？旧制度的捍卫者？还是这二者的结合？这个问题也一直都是历史学家探讨的热点。但是我们要知道，历史人物从来都不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或为政治服务，或受到政治浪潮的影响。因此，拿破仑的政治形象，这两百年中也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关于左派和右派，这里采用的是相对过时的概念，具体一点讲左派就是自由派人士和共和支持者；右派或为保王党，或为保守人士，并不同于我们当代政治中的左右。

拿破仑的政治形象始于雾月政变，从那一刻起他就不仅仅是参与国内政治的波拿巴将军，而是可以决定内外政治的第一执政。68风暴即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一系列“民主运动”，尽管它不是戴高乐主义的终点，但是后续的石油危机和戴高乐派的逐渐淡出政治舞台，都为关于拿破仑形象的讨论带来了新的方向。对拿破仑的政治形象的解读一定程度上为历史学家提供了针对眼下种种“问题”的解题思路。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将简要地讨论从1799年到1970s这近两百年中，拿破仑的政治形象是如何塑造的，以及他的形象与现实政治又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

克伦威尔？还是蒙克？

1799年11月11日，雾月政变之后，拿破仑在公告上宣称：“革命最初的原则已经打牢，现在它结束了”；共和十二年宪法中规定：共和国政府将托付给皇帝。所有这些都让拿破仑看上去就像是那个1651年的克伦威尔，将自己视为革命的化身。但是一些保王党还寄希望于他想做一个蒙克。

流亡中的普罗旺斯伯爵曾给拿破仑去过两封信，一封在1799年，一封在1800年，未来的路易十八在信上希望拿破仑能归还王位，但是后者明确地回复“你要想重返王位，就要踏过100 000具尸体”。同年12月，执政接见了波旁的特使丹迪涅，再次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克伦威尔并不想做蒙克。于是就有了1800年的圣诞刺杀（圣尼凯斯街）。但是这次失败的物理消灭反倒给了拿破仑机会用无所不在的政治警察清扫国内的一切反对声音，对雅各宾派是这样，对保王党也是。全民公投为建立帝国般的制度服务，对报纸和言论的限制等等，让自由派也不再“喜欢”他。

拿破仑形象的两面性与毁灭

拿破仑上台时，法国依旧处在新旧割裂的局面，如果想要实现整体的和平，内部的和解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政治、工业、领导阶层引入来自资产阶级的新贵族，又恢复宗教和贵族制度用以塑造新的帝国精英，荣誉军团勋章制度巩固了军事胜利的合法性。

《民法典》摧毁了封建体系，赋予了宗教的自由，但是巩固了父权（这个要到1882年的茹费里法才被逐渐取缔，不过父权这个在当时并不算是反革命认知，笔者划掉了）但是他又在法国以外的国家要么与旧体系修好、要么出于稳定的目的而压制当地革命的火苗，这也让拿破仑的形象在意大利、德意志地区从“马背上的世界的希望”变成了需要被推翻的暴君。

在法国也是一样，他的和解既没有让自由派资产阶级满意（斯塔埃尔夫人称其为“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也未能将保王党平息。1804年3月对当甘公爵的处刑，让保王党永远地将拿破仑和大革命划到了同一阵营。这一划分，也让英国有了理由再次向法国宣战，尽管1805年战端重启的根本原因是殖民地的经济冲突——法国重返安地列斯群岛对英国造成了威胁，但是英国则以“对抗革命的始作俑者，弑君者，敌宗教者”的名义在欧洲召集了新的联军对抗拿破仑。自打1814年和1815年，也就是皇帝倒台开始，拿破仑就变成了“暴君、杀害欧洲青年的凶手、野心勃勃的佣兵队长”，或者夏多布里昂口中的“近代一切不幸的根本”。

借着回忆录重回法国

1815年拿破仑和他的帝国一起从欧洲大陆上消失了，为了避免麻烦，拿破仑的拥趸用“不在的人”和大写的“他”来代指他们的皇帝。

但是这一切因为两件事而有所好转，第一件是1823年《圣赫勒拿回忆录》的出版，它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各国出售，拿破仑的形象也从暴君变成了在欧洲推广启蒙思想、用法国制度团结欧洲人民的先驱。《回忆录》也成了无数革命者、改革者的枕边读物，甚至远销拉美和埃及。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对抗传统价值以重获失去的民族权利和特权的可能。

第二件事就是1840年路易菲利普一世迎回拿破仑遗体，尽管他的举动的目的是重新团结自由派，但是这次迎接让拿破仑的传奇和形象重新活了起来。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领导者给自己的小孩起名“拿破仑”。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政变再次终结了拿破仑在自由派人眼中的好印象。我们先不讨论第二帝国在1860s前后逐渐向自由派转向。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无疑再次激活了波拿巴党人与自由派甚至共和人士之间的恨意，这也使得一些历史学家致力于对一切拿破仑传奇（无论好坏）刨根问底，来对抗由官方主编的“历史”，这些人有亲自由派的温和保王人士（梯也尔）以及坚定的共和人士（儒勒·米什莱）。

战争背景下的拿破仑

第二帝国的骤然倒塌和对德国复仇的渴望让拿破仑又以新的形象重新出现，这次，他是爱国主义的发动机。1870s，帝国惊涛骇浪的亲历者正在逐渐走向坟墓，他们想要讲述自己的一生。大量的作品以一种“圣徒传记”的形式被他们自己或者被他们的后代出版，拿破仑的天才开始重新走入大众视野，例如弗雷德里克·迈松的《拿破仑在杜伊勒里》，人们开始怀念拿破仑的执政功业。除此之外，人们更怀念当年的军事伟业，130个省的法国，以一己之力对抗欧洲的法国。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过去，既能抹去1870年色当的惨败，也能激起法国人民对德国复仇的情感。

这个思路，同样在一战中有所应用，《老师出色的学生》，向法国人民传递了一战的胜利是对过去伟大的延续。而二战中，维希政府因其自身的亲德特色，在他们的宣传中敌人变成了英国人。在这幅《多亏了英国人》中，贞德和1939/1940年死去的同胞都与拿破仑一起被用来唤起法国人对英国人的敌视，让他们认为英国人才是法国多年不幸的罪魁祸首。总得来说，从色当战败到维希政府，拿破仑都是唤起民族情感的要素，但针对的却是不同的国家。

当代政治与拿破仑

1930s见证了新马克思主义对拿破仑形象的解读，第一帝国和革命进行了和解。拿破仑成了推动历史运行的“发动机”，他打击了封建体系、宗教制度甚至是君主制，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时代提供了可能。

百日王朝也被视为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预演。拿破仑在58年宪法中的延续，第15条：总统为军队指挥，国防最高负责人；第16条，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等紧急状态下，总统将被授予全权。戴高乐的1958年宪法加强了总统的执行能力，尤其是在共和政体下。虽然总统的职权范围有更为悠久的源头（只说我这里的两个，指挥军队，这个从1445年查理7改革之后，军队就逐渐正规化，国王的军队才是国家的军队；紧急状态下的全权，这个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独裁官，但是后者规定只有6个月。），但是与“共和政体（罗马共和是寡头共和）”的结合不正是波拿巴执政的遗产么？

但是随着68年席卷法国的风暴以及戴高乐主义的最终结束，法国的社会又“躁动”了起来，这时的拿破仑和关于他形象的讨论是为了解答摆在当代法国社会前的问题：为何法国无法建立一个和平、可商量的和合法的政治模式来适应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又为何会有源源不断的危机，排成队的宪法，以及热爱一切权利的民族与蔑视一切权利国家的分歧。左派的答案是民主革命的不完善，它通常都会诞生于民众运动之中，但又被政治和权力精英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消除，这种手段恰恰是从拿破仑体系中继承而来的。右派则还是沉浸在“强权”可以用治理手段落实合法性的旧日情绪中，这也是眼下正时髦的史学倾向——由被“曲解的”68精神与从未消散的古老的反动思潮之间激烈碰撞产生的右倾辩论。

这便是拿破仑自雾月政变以来政治身份的变化，他的身份从不固定，也并非由自己决定；政治局势塑造了他不同的身份，他本人也同样服务于同时代或后世的政治主张。无论人还是事，从“青史留名”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不再局限于一种形象，用后世人的眼光替前人站队无疑是愚蠢的。我们虽然简单地了解了拿破仑政治形象在法国历史甚至政治上的变化，但这一变化也并非到此为止，他仍在变化。(本文并未涉及波拿巴党派的视角，波拿巴派人士眼中的拿破仑与第一帝国在笔者的论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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