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2日，原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馆突然发生了一起窃盗案，被偷走的是一只手提式保险箱。

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国外各大媒体纷纷发文，声称这是中国政府故意制造的一起间谍案，为的就是窃取英国政府的外交机密。

周总理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给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打电话，让他立即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其实在此之前，上海市内就已经发生了好几起类似的案件，盗贼专挑外国人下手。

那么，盗贼究竟是什么身份？被偷的保险箱里到底装了什么？

飞贼

1949年12月21日深夜，德国商人斯蒂芬·海姆和夫人刚回到位于上海甜爱路的住所中，突然发现自家房间里有一丝微弱的亮光。

斯蒂芬意识到可能是有人在屋内行窃，他悄悄打开房门，发现果真有人背着个包袱，正准备逃走。

军人出身的史蒂芬立即冲上前，一把拽住盗贼。对方吓了一跳，使劲挣扎着逃了出去。

上海市提篮桥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

根据现场情况、斯蒂芬夫妇的描述，以及对方挣脱时留下的一根体毛，专案组得出结论：

盗贼应该是个拥有欧洲血统、有极强的攀爬能力、擅长开保险柜、而是还具有一定反侦察经验的老手。

还没把这个案子理清楚，新的案件又发生了。

25日，圣诞夜，徐家汇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也出现了盗贼。

接到报案后，徐汇分局的7名刑警很快赶了过去。

就在他们撞门进入的那一瞬间，发生了惊人一幕：盗贼站在窗户旁边，先往外伸出右脚，接着左脚也离开了窗户。

他这是要跳楼？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盗贼转身就跳了出去。众人冲到窗户边，竟然看到他凌空踏步，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对面。

难道此人会传说中的“凌波微步”？

当然不是。

盗贼事先准备了两根电线，一头接在这个房间窗外的三角铁上，另一头拴在12米外的对面屋顶架子上。

盗贼双脚分别踩着两根电线行走，乍一看还真以为他会轻功。

盗贼用这种方法，一眨眼功夫就到了对面，他非常得意，还回身朝着警察挥手致意。

不嘚瑟还好，一嘚瑟就出事儿了。

正当盗贼挥手的时候，突然一阵风吹来，把他头上的黑色帽子吹了下来。

借着灯光，人们发现盗贼顶着一头金黄色头发，是个长着弯钩鼻的外国男人。

盗贼知道不妙，迅速消失在了黑暗中。

现场除了那顶被风吹落的帽子外，并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和指纹。

市刑侦处的领导们收到消息后，认定这起案件和之前那件是同一人所为。

当时，专案组的负责人名叫章维彪，他的师傅黄宪宗出身巡捕世家，章维彪跟着师傅学到了一身办案本领，经验丰富。

章维彪一看到分局刑警送来的帽子，瞬间眼前一亮。

他把帽子翻过来，从里到外仔细检查了一遍，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

原来，当年英租界巡捕房里有个名叫“包打听”的部门，其实里面都是密探、便衣巡捕。

这些人每人都有七八套衣服，除了西装、风衣、夹克，还有平民穿的布衣、乞丐的烂衫，都是他们变装用的。

眼前这顶帽子，是“包打听”们化妆成富裕市民时要用的。

为了避免自己的帽子和别人的搞混，他们都会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章维彪早年在法捕房做过探员，时常去英捕房那边走动，所以熟知“包打听”变装的底细。

果然，就在帽檐里面，章维彪发现了3个小字：拉吉波。

这无疑是个极有力的线索。

很快，拉吉波的情况就被调查得一清二楚：拉吉波出生于1915年，全名是特里甫卡·拉吉波，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印度人。

拉吉波从小学习瑜伽，身手矫健，擅长攀岩走壁，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

20岁那年，在同乡的介绍下，拉吉波成了英捕房的一个探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捕房被日本人接管，拉吉波没有离开，留在这里做了一名探长，直到日本投降。

正当章维彪等人顺着拉吉波这条线索深入追查时，英国货运船上又发生了一起窃盗案，这一次，是船大副丢了一部珍贵的相机。

该案的盗窃手法和前几起案件一样，应该也是“洋飞贼”所为。

做下这个案件后，“洋飞贼”销声匿迹，正当警方苦寻不到的时候，原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突然传出消息：一只保险箱突然不翼而飞！

此事一出，舆论哗然。

国外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声称那只失窃的保险箱中存有英国政府的外交机密文件，认定这是中国政府捣的鬼。

这可不是件小事情，处理不好，就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声誉。

1950年1月14日晚上，担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接到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询问案件情况。

罗瑞卿

挂电话后，罗瑞卿连夜给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打电话。

按照杨帆的说法，窃贼的作案手法和前几次一样，也是先用万能钥匙开门，然后盗走手提保险箱，临走前还不忘抹去所有痕迹。

但是这一次，窃贼可能是疏忽大意，在柜子中的一个隐蔽处留下了指纹。

这是窃贼在这桩案件中留下的唯一线索，也是他最大的失误。

有了指纹，接下来就好办了。

罗瑞卿挂电话前，给杨帆介绍了一个人。

此人名叫张阳行，以前曾在国民党警察厅待过，是个出色的指纹专家，据说还曾被英国请去鉴定指纹。蒋介石逃走的时候，张阳行没跟他一起。

罗瑞卿亲自给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打电话，请张阳行奔赴上海帮忙。

第二天一大早，张阳行赶到上海，一头钻进了指纹室，整整工作了六个小时。

终于，鉴定结果出来了！

在英国领事馆现场留下的指纹和拉吉波的完全一致，“洋飞贼”果然就是拉吉波！

刚一拿到鉴定结果，杨帆局长立即就向罗瑞卿做了汇报。

罗瑞卿限公安部五天之内将拉吉波缉拿到案、同时追回保险箱。但是，拉吉波行踪飘忽不定，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大家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突然，章维彪一拍大腿，叫道：“哎，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众人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

“大家还记得那顶黑帽子吗？日本人投降后，拉吉波消失了4年，如今他重返上海，纯粹是为了作案。

他用过的工作服现在还能完整地拿出来用，说明他当年走的时候把这些物品寄存在某个地方。”

听章维彪这样说，大伙瞬间明白了：拉吉波当年存放东西的地方，就是他重返上海后的落脚处！

这个落脚点不会是旅馆、饭店，因为他每次作案都是夜间，如果一个外国人经常深夜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再往深处想，拉吉波是外国人，能让他放心存放东西的，一定是和他交好的英捕房或日伪警察局的同事！

落网

于是，章维彪等人立即找来当年英捕房的档案，仔细查看。

同时，他们也找来了和拉吉波相熟的人，从这些人口中，章维彪得知当年和拉吉波关系最好的有三个人：施晓方、童尧祥、耿青湘。

章维彪带着两名刑警在一家纺织厂里找到了耿青湘，刚开始，耿表示已经很久没有和拉吉波见面了。

但是，在得知拉吉波接连犯下盗窃案后，耿青湘脸色大变，这才一五一十地交待了自己所知道的。

原来，拉吉波几个月前来到上海，说自己在伦敦开了家公司，专门生产保险箱，此次来上海，就是为了考察商品、寻找技术人才。

因为之前曾在日伪警察局任职，拉吉波担心来了之后会有麻烦，所以不想住旅馆，让耿青湘给安排个住处。

耿信以为真，就把拉吉波介绍到一个朋友家住下。

那个朋友姓时，做药材生意，经常来往于天津、上海两地，所以特地在上海买了一栋房子。

这个人对耿青湘很信任，把自己家的钥匙给了他，请他代管。

这一阵子，正好这个姓时的朋友不在上海，所以耿青湘就让拉吉波住进了他的房子中。

至于拉吉波来上海后都做了些什么，耿青湘并不清楚。

前几天，拉吉波请耿青湘帮忙买一些钳工工具，比如钢锯、锯条、锤子、锉刀、钻头等，拉吉波说这些是买来鉴定产品用的，还说自己是个外国人，买这些东西可能会被人怀疑图谋不轨。

耿青湘答应了他，正准备下班后买齐送过去。

章维彪断定，拉吉波要这些工具，一定是想拿来打开之前偷到的保险箱。

他将这一情况向市局领导汇报后，立即请耿青湘带路，前往拉吉波借住的地方。

等市局派来的30多名警员一到位，章维彪便让耿青湘上前敲门。

拉吉波一听是耿青湘，想都没想就开了门。

说时迟那时快，3名警员猛地冲上前，一把将拉吉波扑倒在地，牢牢地控制住了他。

事后，在拉吉波的住处，找出了英国领馆的那个保险箱和英国货运船大副的照相机，还有拉吉波曾存放在耿青湘那里的一口皮箱，里面装的正是“包打听”的工作服，当然，少了一顶帽子。

将拉吉波关押起来后，公安局立即通知了英国领馆方面，请他们带着保险柜的钥匙过来，看看里面有没有少了什么东西。

领馆的人来了之后，却说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保险箱究竟是谁的，所以没有钥匙。

怎么办才好？只能砸开了。

英领馆的人也同意把保险箱砸开，不过，为了避免对方事后不认，章维彪还专门让他立了张字据。

半个小时后，铁匠总算打开了保险箱。

让大家吃惊的是，这里面装的根本不是什么“机密文件”，而是一堆情书！

收信人名叫罗伯特·福特，是原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位秘书，寄信人则是一位女医生，同时也是秘书的情妇。

案件到此算是圆满结束，周总理了解清楚此案的来龙去脉后，指示新华社立即发声明，将领事馆遭窃的事情真相做一个客观的报道。

同时，考虑到保险箱里的情书属于个人隐私，说出来不好听，报道中就不明说了，只用“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信件”来代替。

新华社的报道刚一发布，西方的媒体就像皮球泄了气，一句猖狂的话都不敢再说了。

“洋飞贼”拉吉波后来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不过，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只关了6年就被提前释放并遣送回国了。

后记：

顺带一提，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特地查了很多关于“轻功”的资料，原来“轻功”真的存在！

虽然不像裘千仞的“铁掌水上漂”和张三丰的“梯云纵”那么厉害，但飞檐走壁、爬墙上树还是没问题的。

可惜身子骨不行了，不然我一定要去练练这功夫......

参考文献：

[1]陈凤尤. 惊动周恩来的领事馆遭窃案[J]. 文史博览, 2009(11):49-51.

[2]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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