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2年(建文四年)六月,靖难之役到了最后关头,燕王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南京城内,人心惶惶。
此时,解缙、胡广、王艮三位江西籍的大臣,齐聚老乡吴溥家中商量对策。解缙和胡广都发誓,若南京城破,自己必将以身殉国。唯有王艮坐墙边一句话都不说,暗自垂泪。等他们走后,吴溥对儿子说:“别看解缙和胡广说得慷慨激昂,最后能以身殉国的,只有王艮。”吴溥的儿子听完,不敢相信父亲的话。
正在这时,就听见隔壁胡广家传来一声叫喊,原来,是胡广对家人说:“外面兵荒马乱的,把家里的猪圈关好,别让猪跑出去了。”
吴溥听完,对儿子说:
“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出自《明史·列传第三十一》)
意思是说,胡广连一头猪都不舍得,岂会舍弃自己的性命?
第二天,李景隆和谷王朱橞打开金川门投降,燕王朱棣入城,胡广和解缙纷纷在半路上迎接,表示效忠朱棣。而王艮听闻朱棣入城,回家饮毒酒自杀了。
在永乐年间,解缙和胡广都成为内阁大臣,红极一时,而王艮的坟头长满杂草,少有人问津。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新君继位,总有人像王艮一样,选择坚守内心的“气节”,也有人像解缙、胡广一样,选择顺应“潮流”。今天笔者要讲的这个人,比王艮更出名,但他付出的代价,比王艮更加巨大,他的名字,叫方孝孺。
洪武九年,洪武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爆发,山东济宁知府方克勤被下属连累,含冤而死。方克勤虽然死了,但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勤劳儿郎,乡邻们相信,不出20年,方家三子肯定会重振门楣。
方克勤的三个儿子,分别叫方孝闻、方孝孺、方孝友。其中,老二方孝孺从小就被誉为神童,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老师,那就是宋濂。
在《明史》上,宋濂有两位非常出名的学生,一个是方孝孺,另一个就是朱元璋的嫡长子、太子朱标。
换句话说 ,方孝孺是太子朱标的师弟。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偶然看到方孝孺的文章,对此人大感兴趣,于是下令召见方孝孺。《明史》云:
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
朱元璋对太子朱标说:方孝孺人品端庄,学问极好,你将来可以用到老。
朱元璋虽然认可方孝孺,但觉得方孝孺尚且年轻,还需要磨炼他的心性,于是派人将他送回老家,并没有重用他。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痛心疾首。后来有人推荐方孝孺出来做官,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意思是,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因为朱元璋打算把方孝孺留给孙子朱允炆用。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建文帝朱允炆立即召方孝孺入京为官,任翰林侍讲。从洪武十五年到洪武三十一年,方孝孺被朱元璋雪藏了16年后,终于可以一展宏图。
方孝孺学问极好,建文帝又给他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职位:翰林侍讲。
建文帝读经史时,如果遇到不懂的问题,需要咨询翰林侍讲,而方孝孺,正是翰林侍讲。
他官职虽然不高,但很重要,因为方孝孺有机会把自己的治国理念灌输给建文帝。
但是,方孝孺师承宋濂,和朱元璋的“霸道”有所不同,方孝孺的骨子里还是主张“王道”,或者说,方孝孺和古代文人一样,有一些理想主义,他认为,古老的东西,都是好的。
在方孝孺的建议下,建文帝开始围绕“仁政”“复古”进行改革,他建议建文帝恢复周礼,修建省躬殿,甚至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
这期间,建文帝对方孝孺十分信任,《明史·方孝孺传》云:
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
意思是说,建文帝临朝议政,有时会让方孝孺在屏风前帮助自己批复奏折,可见,方孝孺的官职虽小,但已经进入大明朝的中枢,半年后,方孝孺被建文帝提拔为文学博士。
当时,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二人建议建文帝削藩,史书中并没有记载方孝孺对削藩的态度。但到了建文元年,燕王朱棣起兵反叛,建文帝征讨朱棣的檄文都是出自方孝孺之手,可见,方孝孺还是支持削藩的。
作为一个文臣,方孝孺的学问是首屈一指的,但在政治军事方面,方孝孺明显经验不足。建文四年五月,朱棣的大军到达长江口,南京危矣,建文帝向方孝孺问计,方孝孺建议派庆成郡主(朱棣的堂姐)到朱棣军中去求和。此时,朱棣已经是背水一战,焉能答应罢兵。接下来,朱棣破釜沉舟,渡过长江,直逼南京,在紧急时刻,许多大臣建议朱允炆放弃南京,逃到南方(比如云南)再图复兴。毕竟,当时明朝的大部分国土还是建文帝的,留得青山在,总有机会翻盘。
到底要不要撤,建文帝犹豫不决,他请教方孝孺,方孝孺却告诉他要:“死守待援,君王死社稷!”建文帝听信方孝孺之言,坚守南京城,待李景隆和朱橞偷偷打开金川门,建文帝大势已去。
从结果上看,方孝孺的建议,简直有些迂腐,他直接导致建文帝失去了翻盘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方孝孺害了朱允炆,其实并不为过。
建文四年六月,南京城破,建文帝在一片火海中销声匿迹,解缙和胡广二人则违背自己的誓言,主动投奔朱棣。而方孝孺,则在等待着自己的末日。
朱棣攻入南京之前,“黑衣宰相”姚广孝给朱棣写信,说方孝孺一定不会投降,让朱棣万万不可杀害方孝孺,因为方孝孺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朱棣入城后,立即清算建文旧臣,朱棣张贴了一份44人的清算名单,其左榜是文臣29人,右榜是武将15人,文臣名单中,包括了六部的主要官员,《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记载:
揭榜左班文臣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练子宁,礼部侍郎黄观,大理少卿胡闰,寺丞邹瑾户部尚书王钝……
在这个榜单中,排名靠前,可不是什么好事。在朱棣心目中,最可恨的人是黄子澄和齐泰,而方孝孺则排在了第四位。
朱棣麾下一位叫伍云的将领,很快在方孝孺的家中将他逮捕,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劝他投降。可是,方孝孺宁死不降,朱棣无奈,只能将方孝孺关入狱中,然后派方孝孺的两位徒弟廖镛、廖铭去劝说方孝孺。廖镛是明朝开国名将廖永忠之孙,他自信满满地去劝方孝孺,不料却被方孝孺骂了出来。
朱棣即位前,需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写即位诏书,而方孝孺被誉为“读书人的种子”,他又是建文帝的老师,由他执笔,意义自然不同。所以,朱棣再一次召方孝孺进殿,要他来写这份诏书。
方孝孺身穿斩衰孝服,哭着来到朱棣面前。接下来,两人开启了对话。
朱棣:我打算效仿周公,帮侄子周成王来治理天下。
方孝孺:周成王(待指建文帝)在哪?
朱棣:周成王自焚而死了。
方孝孺:那你为何不立周成王的儿子呢?(当时建文帝的次子朱文圭被活捉,年仅2岁。)
朱棣:他太小了,国家需要成年的君主来治理。
方孝孺:那为何不立周成王的弟弟呢?(当时建文帝的三位弟弟都在,其中三弟朱允熥是朱标的嫡子,已经成年。)
朱棣被方孝孺的话噎住了,过了一会,朱棣说:这是皇家的家事,不用你操心,你只要帮我写诏书就行了!
方孝孺大怒,将笔扔在地上,吼道:
“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意思是:我就不写了,大不了一死!
朱棣很生气,对方孝孺说:我知道你不怕死,难道你不怕我灭你九族吗?
方孝孺冷笑:“你灭我十族又如何?”
朱棣怒了,把姚广孝的嘱咐彻底忘了,他命人割烂方孝孺的嘴巴,刀太锋利,直接从嘴巴割到了耳朵。此后,朱棣下令,杀方孝孺十族。
上述这段对话,出自清朝谷应泰编写的《明史纪事本末》,然而,在《明史·方孝孺传》中,并没有记载方孝孺被灭十族,只记载了四个字:“并夷其族”,意思是,朱棣仅仅杀了方孝孺的父族,至于妻族、母族和门生,并没有波及。
关于方孝孺到底有没有被灭十族,历来存在争议,本文先不作深入探讨。但有一点,《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一致,那就是有873人,因方孝孺而死。
朱棣为了逼方孝孺就范,下令抓捕方孝孺的族人,并且当着方孝孺的面,将他们一一杀死。每杀一人,都问方孝孺是否屈服。方孝孺始终不愿向朱棣低头,朱棣杀了7天,合计杀了873人。史载:
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
除了873人被杀以外,还有许多被人被贬到边疆,死在了半路上。
方孝孺的弟弟方孝友被杀的那一刻,方孝孺声泪俱下,方孝友理解哥哥的选择,他安慰哥哥说: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方孝孺的两个女儿,在方孝孺被抓的那一天,就投河自尽了,方孝孺的两个儿子随父亲一起被杀。
这一年,方孝孺46岁,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46岁。
方孝孺之所以成名,不是因为他英勇赴死,因为在他赴死之前,他已经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了。但他的死,更加成就了他的气节和名声。
王夫之说:“方孝孺死,读书之种绝于天下”。
不要以为方孝孺只是擅长“读书”,所以才被称为读书人的种子。其实,这样理解太狭隘了。方孝孺的“读书”,指的是精神内核,是一种气节。
方孝孺死后,很多人没有忘记他,但不敢提及。直到朱棣驾崩后,明仁宗为建文旧臣平反,方孝孺这个人,才成为非官方认可的“忠臣”。
一百多年后,明神宗(万历帝)下令为方孝孺彻底平反,并把因方孝孺而获罪的罪人后裔全部赦免。后人因叹方孝孺之忠,纷纷为其立庙祭奠,方孝孺因此成为明朝的道德模范。
方孝孺是公认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被人称为“当世文章第一”,甚至有人说他是“程朱复出”。
笔者认为,在文学方面,方孝孺是泰斗级别的,但在政治领域,方孝孺有些理想化,他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远远达不到他的文学高度。
然而,后人推崇方孝孺,并非仅仅因为他文学成就卓越,而是因为他在道德方面,成为后人的典范。儒家思想认为“忠乃天下至德”,即,“忠”是世间最高的道德。而方孝孺所坚守的,正是一个“忠”字。就冲这一点,我们必须给方孝孺足够的尊重。
然而,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逆流而望,试问:方孝孺的“忠”,到底忠于谁?是大明朝,还是建文帝?
若方孝孺忠于大明朝,那朱棣登基,照样延续明朝宗庙,方孝孺的死,将毫无意义。
若方孝孺忠于建文帝,那么他的忠,则是狭隘的,因为一个忠臣,首先忠的应该是人民,或者是忠于一个造福于人民的君王。这一点,朱棣也能做到。所以说,方孝孺的死,也没有意义。
很明显,正反两面,方孝孺的死,意义都不大。
笔者重申一遍,我不否认方孝孺的精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方孝孺和文天祥、于谦一样,都是忠臣,只是,文天祥忠于的是一个民族,于谦则是忠于大明朝的百姓,而方孝孺忠于的只是一个建文帝。从特定的角度来说,方孝孺的格局,远不及文天祥和于谦。
笔者第二次重审,我尊重方孝孺,更尊重他的选择,但是,我为他的死而感到不值,因为当王朝的光辉褪去,我们发现,方孝孺的死,对明朝、对历史进程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除了死了873条人命以外。
文艺复兴时期,布鲁诺因坚决捍卫“日心说”而被教会活活烧死,宁死不屈,布鲁诺的死,是为了捍卫科学。有时候,笔者甚至在想,如果方孝孺玩命坚守的东西,不是什么皇权正统,而是科学真理,那他的死,或许有意义得多。
历史需要道德模范,但道德模范的存在意义在于帮助后世解决问题,如果以873条生命为代价去坚守的东西,对后世没有意义,那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我讨厌朱棣的滥杀,但我也不赞成没有意义的牺牲。
最后,笔者第三次重审一遍:方孝孺值得尊重,但他的坚守,需要后人再次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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