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4日，在法国爱丽舍宫，一千把椅子整齐摆放，可没有人坐下。

这是一场极尽豪奢的记者招待会。

大厅金碧辉煌，从椅子到墙壁，从灯饰到镜框，无不镀着金粉。

敏锐的记者知道，金粉之下，是暗涌随行。爱丽舍宫对会场的大费周折，预示着一个新的地缘巨变。

人们在屏息，等待主角入场。

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将军”，所有人的视线齐刷刷聚焦——一个高大瘦削的法国老人，站到了中心。

他之后的发言，正如蝴蝶的翅膀，煽动起万里之外、美国的惊天巨变，也为他4年后黯然离场埋下了伏笔。

多年之后，人们将这次发言，视为法国的“战檄”。不过，这封“战檄”，剑锋，却是指向了西方阵营。

“美元的优越地位该中止了，世界应当恢复金本位制。”他说。

正在记录讲话的记者们，不约而同地顿了一下，恍然明白了大厅奢华的深意。

一个记者匆匆拟好了报道的标题：

黄金，要回家了！

不过，在远隔重洋的美国，美国媒体则在惊呼：

戴高乐，是向美国货币“宣战”了。

这次记者会是历史性的。

5年后，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霸权暂时中断。全球媒体追溯美国崩溃起点时，多将那场记者会视为美元崩溃的导火索。

在记者会6天后，戴高乐开始领导欧洲各国，将美元换成黄金。美联储黄金密室存储的黄金，开始远渡重演，返回“欧洲老家”——在一战之前，欧洲通过掠夺和贸易，拥有了全球70%以上的黄金。

货币的价值，是以国家力量背书的。西方阵营的法国，开始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也意味着美国国家力量已不足以控制全球。换兑美元的浪潮，迅速从政府，蔓延到民间。

全球，开始了美元逃离。美元危机由是爆发。

其后2年时间里，仅法国就换兑了美国3000吨黄金，而国际金价也开始一路飙升，并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但发动这场美元狙击的戴高乐，却高兴不起来。

彼时，他已经卸任一年，也到了人生的风烛残年。

绝不认输

“戴高乐绝不认输。”

这是丘吉尔给他下的定论。

这位硬汉总统，在整个法兰西都投降的情况下，仍在英国与德军战斗。

1940年，他一度因为坚持抗战，而被贝当政府宣判死刑。但他仍组织“自由法国军队”，在没有一寸领土的绝境之下，领导流亡政府，坚持抗争，最终解放了法国。

至今，法国人口中的“将军”，仍是特指的戴高乐。

在决定向美元宣战的那一刻，戴高乐便已经下了决心挑战美国霸权。就在挑战美元的同一时期，戴高乐从“四面”，向美国霸权发起围攻——

第一面，在经济上，狙击美元：以金本位制，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面，在外交上，中法建交：法国是首个与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1964年，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正式建交。在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一消息，引爆了“外交核弹”，其外交烟尘笼罩在白宫十年，直至基辛格来到东方。

第三面，在军事上，独立拥核：从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的核垄断政策加速。肯尼迪非但不向法国提供任何援助,而且继续规劝戴高乐放弃发展法国独立核力量的政策。戴高乐是“将军”，他明确拒绝当“联盟的士兵”，并强力推进法国拥核。

第三面，在阵营上，退出北约：北约是西方阵营的核心组织之一，但从1961年起，戴高乐便开始了脱离北约的步伐。1963年1月,法国拒绝把从阿尔及利亚遣返的部队置于北约一体化司令部管辖之下;同年6月,法国大西洋舰队从北约撤出;1965年5月,法国拒绝参加北约举行的军事演习。1966年3月7日,是戴高乐把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日子,他写信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及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白宫发言人称:“这是对联盟心脏刺了一刀”。

但戴高乐在乎的：这是一把将军的指挥刀，而不是士兵的刺刀。

正面迎击

将军之战，在正面迎击，在威武不屈，但戴高乐不知道，地缘政治中还有暗箭难防。

1968年是戴高乐的折戟之年。

自当年3月起，法国学生运动无休无止。工会和反对党利用学生运动掀起工人总罢工。总罢工使政权在五月份期间陷入瘫痪。媒体惊呼：“仿佛18世纪末的那场大革命的幽灵，又回来了”。

这场载入史册的游行示威，被称为“五月风暴”。这场风暴卷走了戴高乐的野望，也彻底席卷了法国。

在戴高乐看来，游行示威的人群，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是被美国政治运作的工具。

面对潮水一般的民愤，他一如在战场上一样：身为将军，应当选择正面迎击。

5月30日，戴高乐在巴黎向全国发表讲话，强硬表示：决意留在自己职位上，解散议会但不撤换总理。当天晚上，近100万戴高乐的支持者，组织集会，以反制示威。

铁血将军，没有对示威民众作出丝毫让步，而是以更大的“风暴”来应对风暴。

1个月后，在大选中，支持戴高乐的右翼“总统多数派”获得大胜，得国民议会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议席，占绝对优势。风暴伴随着民意的消散，沉静了下来。戴高乐重新掌控了局势。

但他的正面迎击却未结束，这一次，他要迎击法国的体制。

五月风暴的暴风眼在学生，但酿成飓风的源头，却是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对立、各个阶层矛盾的蓄积、文化的过度开放……戴高乐的战刀，指向了既得利益阶层。

改革！势在必行！1年之后，戴高乐不顾支持者的反对，执意推动有关区域改革和参议院体制改革进行全民公决。对他而言，法国的疾，已在在肠胃，再不治，便要入骨髓。

将军百死，却难治一人。戴高乐是在豪赌，还是在飞蛾扑火？

1969年4月27日，戴高乐的提议以52.4%的反对票被否决，这一天午夜，戴高乐发布了一份公告：

“我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3个多月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再近3个月后，戴高乐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直至今日，法国人口中的将军，仍是属于戴高乐的专属名词。将军可百战，护国或殉国，但却无法治国之病；不惜死，却难求生。

法国之疾，也就此拖到了现在，演变成了“司命之所属”的重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