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泽东为何不向日本索赔？看周恩来解释才知毛主席高明

1972年的金秋，在经历了多次谈判后，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了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声明》，掀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新篇章。

《中日联合声明》由序言加上9条正文组成，而这一纸声明背后，也经历了多重不易，决定在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外交，对战争责任、战争赔偿、中日建交的关系、立场、合作等问题作了明确说明：

关系问题——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且强调该声明不是针对第三国，两国都反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任何国家或集团建立霸权。

立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合作问题——友好谈判

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两国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战争责任——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赔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而声明签订后，民众争议最大的一点，就是在关于战争赔偿上，中国放弃了日本对战争赔偿的要求。“要求”两字很是关键，意味着日本希望赔偿，但我国选择了放弃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中国产生巨大创伤做出赔偿。

这一条约，是毛主席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会谈过后决定的，这背后藏着什么玄机？是什么让主席作出了这个决定《中日联合声明》签订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故事？

我们一起回到1972年，对话历史，一一体会。

01

背景：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的前奏

早在1952年，其实周总理就有了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想法，而他的决定是从民间先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后，在50年中期，周总理还曾向鸠山一郎首相发出正式邀请，但迫于美国的政治压力，日本当时还没有独立决策外交的机会。

1956年，“日本商品交流会”展览在京举行，毛主席参展并对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总理“民间先行”的策略是非常明智的，中国和日本也基于民间活动，展开频繁交流。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墨西哥、阿根廷、荷兰等国积极与我国建交；1972年2月，尼克松成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

见面的第一个细节，尼克松就完全表明了立场——在落地北京机场后，还未完全走下台阶，就主动向接机的周总理主动伸出双手。

这让赞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政治家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接见尼克松场景

两人在握手后的第一句对话，承载了很多时代的重量。

尼克松：“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总理：“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

1972年2月22日，毛泽东接见尼克松场景

在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的决策都是跟随着美国的脚步走的，小心翼翼而不越雷池。但在中日邦交问题上，田中角荣还在竞选的时候，就主张要改善中日关系。毛主席、周总理在听闻此事后，也派出外交官访日，与田中角荣方面有过交流，这也给了田中角荣一剂强心针。

1972年7月7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接任首相。在上任当天，田中角荣就即在声明中，表明立场：“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两个月后，日本的第一次“越顶建交”，由决断的田中角荣所谱写，中日建交合法化抢先了美国的外交决策。

二十年前，周总理向日发出建交邀请，开启了长达二十年的民间交流；

二十年后，上任不久的田中角荣积极向中国提出建交邀请，签订《中日联合声明》而他到访北京后，首先提到的是中国所作出的努力：“我是顺着民间交流铺的轨道一路走来的。”

这是中日邦交中两次极富价值的邀请函。

其实在田中之前，上一任的日本首相佐藤也在尼克松访华后见风使舵，提出访华，但因为他对战争责任的价值观并不正确，而被毅然拒绝，佐藤内阁也饱受舆论抨击，迅速倒台。

中日邦交的背景除了中美关系缓和之外，自民党内，对中日建交一直有着积极态度的田中角荣上任也是背景之一，他的上台，为历届政府所采取的反华政策画上了句号。

在中日建交后，周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也高度评价田中：“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是值得称赞的，他比尼克松勇敢。”

而实际上，中田能够如此决断的在上任三个月内就完成中日建交，获得日本民中的肯定与支持，离不开周总理对他的助力与鼓励。

02

谈判：关于“添麻烦”与“不赔偿”的争议

1972年9月25日，仅上任两个月的田中角荣来到北京，在降落北京机场后，再次出现同样的场景，田中首先向在机场迎接的周总理伸出了友好的双手。

这位一直对中日建交有着积极态度的首相，依然是顶着很多压力、跨越阻碍来到北京，我国自然是以礼相待。

周总理将住所安排在了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钓鱼台宾馆。当晚，还特地为田中首相举行了欢迎宴会。在晚宴上，周恩来、田中角荣都就中日翻起新的篇章作出重要演讲。

二十年细水长流，民间往来，终于在这个金秋迎来了新的开端。

周总理说到：“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发言客观中立，表述了战争对我国的伤害是一场几乎毁灭性的伤害，但我们此刻更重要的是，牢牢记住战争带来的教训。

但在晚宴上，也发生了令人唏嘘的事故，差点铸成了外交风险。

田中角荣的发言，一直表达着日本对中美建交的友好祝愿，但有一句话让现场议论纷纷。致辞中，田中用日语“迷惑”一词，来表述日本侵略中国，其中文含义是轻描淡写的“添了麻烦”。

晚宴上，周总理表现平和，但为了大局，并没有就此言论当场反驳。

当时的谈判，还存在诸多的细节尚未敲定，在田中角荣到京之后并未接见毛主席，而是周总理进行主要谈判、并向毛主席汇报。

周总理原本习惯晚上办公，午后起身，但田中角荣来的这几天，他晚上依旧还是处理很多事物，但也去配合田中角荣的作息，早起进行声明的各项细节敲定。

在第二天的谈判中，周总理严肃地指出了田中角荣发言的不妥：

“你给路过的女孩子的裙子上洒了水，你可以说‘添了麻烦’，这个怎么能说‘添了麻烦’呢。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怎么是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解决的？！连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

田中角荣连忙解释道，日语里的“迷惑”在日本是很诚恳的谢罪，表示这样的错误，以后绝不会再犯。但周总理依旧指出，必须要对这个说法进行更正，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周恩来也严肃地反问田中：“日本攻陷南京，侵华日军屠杀了几十万名中国士兵和平民。侵华战争期间，1000万中国人死于日寇炮火之下，2000多万中国人民受到战争伤害，中国遭受3000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你是怎么想的呢？”

或许中日文化确实有差异，加上当天的翻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做好及时的补充，对于“添了麻烦”这一句话，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不悦。

毛主席之所以在之前拒绝佐藤的外交请求，也是因为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日本对这段历史的选择性逃避。

最后，田中角荣在与周总理交流后，决定一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在《中日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其中对于台湾问题，日本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意味着他们要放弃所有已经和台湾签订的条款，但田中角荣仍然冒着有“断交”可能的风险，认同这一条约。

在战争赔偿上，虽然中方早已表达会放弃日本对中国赔偿，但日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提出，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偿问题，“日台条约”中蒋介石政府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

周恩来严肃地反驳了高岛的说法，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最后这一条款也充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在《联合声明》中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的要求。”

第二天会谈，就台湾问题、战争赔偿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基本达成共识。最后，经历过四场谈判后，在1972年9月27日田中角荣见到了毛主席。

03

格局：看周恩来解释才知毛主席高明

毛主席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在接见田中当天，做了简单的介绍后，就用很轻松的方式打破了尴尬。

毛主席问：“吵完了吗？”

田中赶紧回答：“吵完了！吵完了！”

一句话，将谈判期间激烈的交锋一笔带过，在争吵之后，此刻双方是坦诚相待的朋友关系。

毛主席所说的“吵架”，除了台湾问题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作为战胜国的赔款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第七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这一项条约上，在当时难免会有争议，毕竟二战期间，我国所受到的伤害是惨痛的，至少让中国发展倒退了三十年。

周总理在后来曾经分享，不向日本索赔了，是主席决定的。

毛主席为什么不索赔呢？

“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

另外一方面，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放弃赔偿，乃为大国风范。

首先，有“日台条约”在前，虽然蒋介石不能代表中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必须重申态度；

其次，在中日建交中放弃赔偿，有利于我国表明建交的诚意，也更好地达成对其他条款的谈判。

最后，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一直展现着中国态度，友好建交。正如毛主席所说，赔偿无疑也是从日本人民身上“挤银子”，我们此刻应该向前看。

田中角荣也在访华结束后，也站在日本方面给予了我国近200亿美元的分批低息贷款，辅助我国发展经济与基础建设，由此可见双方建交的诚意，也不得不说毛主席的决定之高明。

另外，在会面结束后，毛泽东还特意从书柜中，挑选了一本《楚辞集注》，赠送给田中。在《楚辞·九辩》中，“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正式是“迷惑”一词的源头。

也表明了毛主席希望日本能够真正的正视这段历史，牢记此前犯下的错误，才能更好地携手向前。

1927年7月29日，在签署仪式结束后，周恩来用中文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字箴言交给田中；

田中也回赠“信为万事之本”交给周恩来，表达了日本的对谈判结果的绝对遵循，将会落实在未来的实际行动之中。

周总理二十年的中日建交工作，民间先行，判断时机，细致谈判。《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条款，至今仍然是我国在外交工作中发言的核心依据。

“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田中在后来，用这样一句话评价对周恩来的认知。

在建交29年后的今天，中日贸易、文化交流都已经非常成熟，但偶尔仍会出现日本发言中将台湾作为国家进行讨论，中国的外交官也都会依据《中日联合声明》进行严肃的反击，并要求道歉。就如毛主席、周总理在“添个麻烦”这一细节上绝不退让。

中国唯有国魂是最宝贵的，捍卫土地、捍卫权利，绝不容侵犯。同时也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始终将眼光看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