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正法”为何成了晚清的特色？

文｜陈卿美

就地正法，通常指在犯罪现场，将罪犯立即执行死刑。就地正法，意味着对罪犯的从重从快处决。这个词常在历史中出现，仿佛给人一种错觉，就地正法在封建各朝代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实不然，真正实行就地正法制度的只有清朝，而且还是晚清时期。可以说，就地正法是晚清的一大特色。

历朝历代对死刑犯的处理都比较谨慎，需要层层上报，还要由中央司法机关复核，最后由皇帝本人亲自勾决，通常在秋天将死刑犯处斩。这便是执行死刑的正常司法程序。就地正法则是将死刑执法权直接下放到地方，或省一级，或直接州县一级。这种司法程序直接省去了中间环节，呈扁平化，只需事后上报，先斩后奏即可。由此可以看出，就地正法是特殊时期采取的一种特殊制度，可谓乱世用重典。

?被斩首的义和团

根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记载，早期的就地正法只是在边疆地区使用，如台湾、青海及四川、福建、广东三省的部分地区执行。原因自然是为了打击猖獗的土匪，化解民族争端，维护清廷统治。真正官方文献中出现就地正法的说法，大概在道光年间。这也说明，地方实行的就地正法制度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承认，正式上升到官方认可的高度。

据《清史稿·刑法志》记载，就地正法的大面积推广却是始于咸丰三年。咸丰三年是1853年，这个时间节点，正是洪秀全金田起义后。但就地正法不是针对太平军，而是对付地方的土匪、大盗等严重影响地方稳定的不法分子。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各地治安形势异常严峻，一些潜伏的土匪乘机作乱，趁火打劫，甚至还有人学太平天国搞武装起义、暴动，让当地百姓叫苦不迭，也让各地官府疲于招架。

在这种背景下，1853年的三月十三日，咸丰下了多道谕旨，比如对四川省，咸丰是这样说的：“……现当办理团练之时，尤应极力整饬，以儆凶顽。著该署督即严饬各属，认真查缉。如有奸细窥探，土匪滋扰，拿获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以示炯戒。”

也就是这个时候，就地正法制度首次由皇帝提出，并由部分地区扩大至全国所有地方。授权范围也由各省督抚下沉到州县官员。如此一来，算是开了中国历史上大开杀戒的先河。

为何要推行就地正法制度呢？一是便于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抓到就杀头，以震慑犯罪。二是防止罪犯在押解过程中被劫。不管是将罪犯押送省城，还是京城，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往往需要数天，或是一两个月，如此变数很大，有中途被劫的危险。三是节省时间、节省成本，全力镇压太平军。太平天国横扫各地，清廷极力镇压，各地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等资源。因此，在剿匪方面就不能牵扯太多精力。

就地正法是否专门针对太平军呢？这种可能性自然也有，但没有普遍性。因为清兵、湘军与太平军交战，属于军事对抗。两军对垒，战场上见输赢。该杀的基本都在战场上杀了。对于俘虏，通常情况下不会杀，一般都会将他们编入自己的阵营。俘虏为了保命，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如此。

就地正法，属于重拳出击，初期执行非常严格。地方督抚行使生杀大权丝毫不含糊。曾国藩外号有“曾剃头”之说，是说他对于太平军的杀戮非常严重。同样，他实行就地正法也非常狠。他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对于就地正法的严苛，其中一个体现就是“盗不分首从”。也就是说，不管是首犯，还是从犯，一律格杀勿论。咸丰七年，直隶就处决了众多劫掠盐商的江洋大盗团伙，一百多人被就地正法。

最极端时，就地正法的权力被下放到了最基层，团练、绅民竟然也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这就很可怕了。各种滥杀无辜在所难免。咸丰元年十月，广西巡抚邹鸣鹤上奏:“计自本年正月迄今，各处兵丁团练，陆续歼擒盗匪、游匪、会匪，除临阵杀毙及因伤身死不计外，凡讯明情罪重大即饬就地正法，已一千五百余名。”仅仅一个广西就杀了1500多人，可以想象，全国是什么状况。湖南更厉害，咸丰二年至五年期间，宁远知县刘如玉奏称杀匪1427人。

1863年，清廷成功镇压太平天国后，开始反思就地正法的乱象。首先是严禁团练、绅民滥杀无辜，也就是剥夺了他们执行死刑的权力。然后对各省州县的地方官也做了权力限制。1867年，江苏山阳县抓到一名叫田星沅的游勇，被判为死刑。江苏巡抚丁日昌认为，审理不清、证据不足，应暂时留监，听候提质。但山阳县令知道漕运总督正在严惩游勇，便擅自决定，将田星沅处斩。丁日昌非常气愤，给山阳县令记大过处分。丁日昌发现，就地正法极易造成众多冤假错案。在任期间，丁日昌对那些审理不清的案件积极复审平反，仅仅江北州县就平反了四十多起。

鉴于此，丁日昌向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建议，应及时废止就地正法制度。曾国藩根本没搭理这茬。六年后，1873年，御史邓庆麟上奏，建议在军务肃清省份停止就地正法制度，恢复以往死刑逐级上报复核的程序。奏折递到刑部，刑部不知是哪根神经错乱了，竟然犹豫不决，然后“咨行各省督抚”，也就是听取各省意见。

刑部很搞笑，本来复核死刑的权力就属于刑部职能。就地正法的实行，相当于缩减了刑部的权力。如今，收权或是让自己扩权的事明明对自己有利，却不敢主张。征询各省意见更是傻得不行，各地肯定不会放权。果然，各省都说自己的情况特殊，就地正法不能停。

1882年，御史陈启泰、谢谦亨先后上奏，力陈就地正法的危害，建议尽快废止。“从前发捻未平，匪徒蜂起，自不妨权用重典。今海内晏然，几十二年矣，百姓相安，元气未复，休养生息，正在斯时，分别首从之例，纵未能据议改归，而就地正法之章，何不可先行停止? 应请饬令仍照旧例解勘，分别题奏，以重刑宪，毋令地方官吏久擅生杀之权，庶人命不至草菅。”陈启泰认为，地方官掌握生杀大权，容易草菅人命。

? 河南巡抚宝棻是明确反对废止就地正法的，他上奏称:“若并就地正法章程一概取消，则匪党无所顾忌，地方益将不靖，”因此主张“不可侈言高远，以误大局。”意思很明显，若没有就地正法的威慑，土匪会更加嚣张，地方就不会安稳了。其实，这理由看似有道理，但未免牵强，因为以前一直没有就地正法这项制度。而且，这理由也暴露了地方巡抚的无能，治理好一个地方难道非要靠杀人吗？

? 而主张废除就地正法的御史与刑部始终认为，就地正法容易错杀，一旦杀错，“则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覆盆之枉，昭雪无从”。就这样，中央与地方围绕就地正法存废问题多次争论，一直没有结果。清末，中央权威显著下降，想废除就地正法就更难了。直到清朝灭亡，就地正法还在各地执行着。虽然杀了很多革命党，但仍没有能挽救清王朝的生命。

都说乱世用重典，但重典用起来没完没了，可能也会持续引发乱世。搞不好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