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丛谈｜盛宣怀见慈禧太后

□周维强

清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己亥年，公元1899年，秋天，盛宣怀到保定验收铁路已完成工程，料理保定铺轨事务，然而进京，九月初二日见慈禧太后，光绪帝亦在场。这一年盛宣怀56岁。盛宣怀回到寓所，记下了当时的“奏对”，附在九月初九日写给夫人的信后面，叮咛“此本无底稿，幸勿遗失”，又嘱“面呈父亲慈览，勿示外人”。

盛宣怀像。

盛宣怀的这篇《奏对自记》，记录奏对的时间是：“九月初二日九点一刻跪安，十点二刻下来。”在全部的奏对过程里，均为慈禧问，盛宣怀奏对。若以一问一对为一组，则计有34组，到第32组问对之后，太后对光绪帝说：“你亦问他几句话。”光绪帝就问了两个问题，盛宣怀作了两次奏对。接着又是太后两次问，盛宣怀两次奏对，然后盛宣怀这次“跪安”就结束了。这个场景可以见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慈禧独掌朝纲，光绪的帝位也就形同虚设了。所以盛宣怀的这篇《奏对自记》，多数称太后为“上”，仅两处写作“皇太后”，称光绪帝则为“皇上”。

太后和盛宣怀之间的问对，都是在太后设定的问题里展开，太后碎碎念的就是“时事艰难，外国人欺我太甚，如何是好？”“现在外国人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天时亦不好，外国又是如此，我近来焦急的睡不着觉，苦得很。”深宫妇人，心心念念的是被外国人欺侮，要想出口气，而不知欺侮从何而来，又不知如何可以自强。所以接下来第二年“庚子事变”的发生，在逻辑上也就可以成立了。

盛宣怀在奏对到第20组时，主动说起：“臣迭次奉旨经手所办铁路、矿务、轮船、电线、铁厂、银行以及学堂，多要想详细奏明，但恐时刻工夫说来不及了。”盛宣怀想脱开太后给定的问题范围，说自己要说的。太后接着问：“何谓学堂？”盛宣怀奏对：“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太后扔开学堂事，又问办矿务、造枪炮、各省教案之类问题，又问盛宣怀的岁数、通不通外国语言文字、有无出过洋。盛宣怀想说自己要说的，还是不能够。

盛宣怀是干练的实业家，为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等所倚重。张之洞虽然不喜盛宣怀，但张之洞在湖北办汉阳铁厂维持不下去了，也还得找盛宣怀到武昌承办。盛宣怀积二十多年洋务实业经历，切肤体会到人才培养的要紧。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取得“专折奏事特权”后于当年10月31日向光绪帝上的第一个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当时盛宣怀的头衔是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后又授予太常寺少卿。盛宣怀在奏折里以为西方国家强盛之道，“强兵”“理财”“育才”要当共举。“国非兵不强”，练兵要有军饷；“商务”不兴，“理财”不振，则无由“扩利源”；“利源”不能扩展，也就无军饷可“练兵”；而没有人才，“理财”“练兵”都没法办成，所以“育才”为根本。

盛宣怀《请设学堂片》。

这份奏折里并附《请设学堂片》和《请设银行片》两个具体的办学堂和办银行的方案。暂不说银行，先说办学。这份《请设学堂片》议论的就是举办南洋公学。据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这份奏折原件的盛懿等先生的文章（发表于2008年12月1日《上海交大报》总第1253期）描述，这份《请设学堂片》原件，分4折8页，每页6行，每行占18字，全片合计788字，字体为“馆阁体”，典雅庄重。盛懿等先生的文章里说：在这份奏折中，盛宣怀首次向中央政府提出要兴办“本系大学”的南洋公学，拟参酌上年开设的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前身）经验得失，有别于该校以“艺学”（机械、矿冶工程）为主的办学宗旨，专门培养高级“政学”（政治、理财、外交、法律）人才。奏折鉴于公学“收效皆在十年之后”另提请在南洋公学内部设立速成性质的达成馆。1896年12月6日，光绪皇帝向全国各将军督抚发布谕旨：“育才为当今急务，节经谕令各直省添设学堂，实力举办”，“京师、上海两处既准设立大学堂，则是则国家陶冶人材之重地，与各省集捐设立之书院不同，著由户部筹定的款，按年拨给，毋庸由盛宣怀所管招商、电报两局集款解济，以崇体制”。在光绪的构想里，这是“国立大学”，应该由国家拨款，以表明地位之崇高。但盛宣怀明白朝廷并多少钱财可以用度，若等户部拨款，很可能办不成。所以李鸿章接到圣旨后，盛宣怀就对李鸿章表示：“沪堂则必须商捐。”京师如何，管不了，但上海办这学堂，“必须商捐”。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开学。学校取名南洋公学的缘由，一是地处“南洋”（长江入海口以南，当时称为“南洋”），一是参考西方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这所南洋公学就是今天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南洋公学。

盛宣怀办学，举南洋公学为例。盛宣怀深思熟虑，从办学宗旨到科目设置到经费保障，都作过周密的设计，必欲办成。而在慈禧那儿则轻描淡写问一句“何谓学堂”就算知道了，一句育才的官话都不会说。慈禧识见高低，我们看盛宣怀的这份《奏对自记》应该也就可以知其大概了。慈禧焦虑的就是被洋人欺侮，所以心心念念要练兵，以为练了兵就可以出这口气了。但各省亦有的二十万兵，慈禧问盛宣怀：“打土匪还好，与外国打仗就要跑，是何道理？”盛宣怀说主要是将官没有主见，枪炮又不如人家，所以兵勇心中以为必打败仗，一闻炮声，即要跑了。于是从打仗说到练兵，从练兵说到筹集兵饷，从筹饷说到财力来源，这样问来对去，盛宣怀就想顺着太后口风说自己经办实务、学堂事，但太后没多少兴趣，还是说到了造枪炮。然后就问了问盛宣怀岁数之类的事，就接近了接见的尾声。

盛宣怀对慈禧的奏对，虽然在慈禧设定的范围里说练兵之类，但他话里含着的重点不是练兵，主要还是如何做实业、兴工商、办学堂，“要先讲究得人”，有了人才，“方能办事”。这也是几年前盛宣怀所以要着急办学堂的原因。张元济《上庆亲王手折》里就说要“裁罢不急之务”，这些不急之务比如练兵：“陆海军经费占全国岁入三分之一，国势至此，岂真能与外国开战。若防内乱，何用武力，则首在修明政事，何须武力。”张元济明白人，知道投入军费再多，国势不行，也不能和外国开战。所以是白费钱，则不如“移陆海军经费之一部分”办理教育，“新政日增，人才有限，事浮于人，百举俱废”，是故“教育方针宜注重人才教育”；“通俗教育足以开发愚民，日本近甚注重此事，我国尤不可缓。”盛宣怀、张元济明白的这些道理，慈禧不能明白。

饶有意思的是，盛宣怀要面见老太后之前，八月二十二日给夫人的家书里说：“陛见须走一里路，跪下奏对，颇觉可虑。”到底56岁的人了，跪着说话，身体也是吃大不消了。戊戌新政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刑部主事张元济《上光绪折》“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里面有一条“细目”就说臣工入朝觐见皇上，都得“拜跪”，少壮者还行，“耄年高秩，屈膝数时，岂复能从容论道？”皇上体恤臣工，“除大典礼外，寻常觐见，应请立而不跪。亲重老臣，则赐之坐位，以示优礼。”看来张元济的这一条建议也没有或者说也没来得及被采纳。连带说及，张元济小盛宣怀23岁，戊戌政变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推荐，盛宣怀聘张元济到南洋公学译书院任总校兼代办院事（院长），主持东西洋著作译事。

前南洋公学的一些遗迹在现在交通大学里陈列着。图来自CFP。

据说袁世凯自负地说张之洞是讲学问的，自己是办事的。这遭了辜鸿铭的嘲笑。辜鸿铭说世间万事除了老妈子倒马桶不需要学问，他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事是不需要学问的。盛宣怀经办洋务实业，卓尔有成，又深明教育的要紧，自己也是孜孜以学。宣统元年（1909）正月二十二日，盛宣怀致出使日本国大臣胡维德的信里，嘱托维德帮助在日本购买《明治财政史》。这部书，盛宣怀自己原先有一部已交“东文译书会”翻译，还需另购一部为校对之用。除了这部书，盛宣怀在这封信里还开列《法律经济辞典》《法律辞典》《商业大辞书》《明治开国五十年全史》等10种书报刊，请维德帮助购买，以为“译书馆”所应用。盛宣怀家教也是颇重视的，听说恩宝已认得一千四百字，在写给夫人的信里说“幼子聪慧可喜”，但也嘱咐“勿令过用心，只要功课一日不塌”，功课要好，但不可过度用心，言下之意应该是身体强健等其他方面也是重要的。盛宣怀的家书里多次说到做生意，“做生意太贪，将来必吃大亏”；卖出洋纱，有了好价，“总宜脱手，切勿心狠”，“否则涨到宝塔顶上，恐其赶卖来不及也”。盛宣怀能够做成诸多工商、通信和银行事业，办成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盛宣怀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见了太后，九月二十七日写给夫人的信里又说：“皇太后长吃人乳，故六十六岁尚如四十岁人。”嘱咐夫人“俗语药补不如食补，还是吃人乳相宜”。慈禧老太后保养有方，可惜识见短，弄权有术，治国无谋，昧于世界大势，国是遂无可为，也是奈何。

盛宣怀的《奏对自记》和上引几封书信，均收进了《盛宣怀未刊信稿》。这部书，邵循正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主持整理而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重印。《整理说明》也是邵先生那时所写。隔了六七十年我们来看邵先生的这篇《整理说明》里对盛宣怀的分析判断，自然不会满意。但设若我们在那时来写盛宣怀，恐怕也不见得会比邵先生高明，盖“时代局限”使然。我们今天以为自己高明了，说不定到我们的后一代或后几代时，他们会轻而易举看明白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的“历史局限”。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跨不过去的局限。白先生也是明白人。2021年8月15日初稿，16日修改，杭州西溪寓所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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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