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大俊美、才智敏捷，出身高贵，为何人却畏之如虎？

他耳聪目明、多智善辩，能手搏猛兽、自矜自傲，为何会智弱如小儿？

他一生仅得二子，为何被认为耽于美色而被骂数千年？

他一生致力于扩疆拓土，为何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

帝辛的悲催人生能给我们怎样的警示呢？

且看——

傲慢与偏见：是谁把帝辛定于历史的耻辱柱上？

天地宠儿：高颜值、高武力值、高智商、高贵出身的帝辛

史载，帝辛高大俊美，身材出众，体魄强壮，足可对抗百人（《荀子?非相》“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称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可见帝辛天性敏捷，耳聪目明，又能徒手和野兽相搏，勇力过人。

又说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有足以拒绝别人劝谏的智慧，口才又足以掩饰自己的错误。

总之，帝辛不仅不是孱弱无能、笨口拙舌之辈，而且相当能言善辩。

可见，帝辛不仅颜值很高，而且武力值也是爆表；

不仅智商高，而且作为商王帝乙的嫡子，出身更是高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是把现在一般的高富帅甩了几条街。

这不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吗？

然而——

牧野仓促一战终败北，鹿台悲情一代枭雄祭！

牧野武王誓师

武王攻伐，于牧野训示兵士，作《牧誓》，言攻伐缘由。

《牧誓》指出：“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尚书?周书》）

攻伐理由一：听信女人的话

古人认为公鸡打鸣天经地义，而牝鸡司晨则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帝辛宠信妇人妲己，听信妲己之言，是为惑乱朝纲。

作为一个有野心有魄力的政治家，帝辛对于一普通女子妲己的宠爱有多少，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商重臣箕子、微子、太师、少师、三公等诸大臣的辅佐下，再加上帝辛自己的才智，应该也不需要问政于妲己。

《孟子?公孙丑》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纣之去武丁末久也，其故家遗俗，风流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之，故久而之后失之也。”也可看出，妲己几乎不可能在政事上影响帝辛。

而牝鸡司晨的理由在商代也是站不住脚的。

商高宗武丁对周边方国 、部族的一系列战争中，他的王后妇好多次受命征集兵员，屡次将兵，征战沙场。

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为武丁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她深受武丁宠幸，被封诸侯，担负守土之责，辅助商高宗武丁开创盛世，实现了“武丁中兴”。

与妇好的参政比起来，妲己所作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妲己只不过是有苏氏部落进献的一名普通女子而已。

所以，较大的可能是妲己成为帝辛对抗贵族掌控的方式之一，也极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帝辛杀掉了九侯父女和鄂侯。

正因为九侯父女和鄂侯的被杀进一步激化了帝辛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

所以，帝辛宠信女人只是武王出兵的借口而已。

实际的原因则是，帝辛想脱离权力的围剿，把治国大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不得不触动旧贵族的利益，这是一种权力的博弈。

在这一点上，帝辛也许应该向武丁学习，武丁在宠信妇好的同时，也采用联姻加强与诸侯国的联系。

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帝辛不但不屑于用，还公然杀掉九侯父女等于为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

攻伐理由二：背弃祖先宗庙，不举祭祀。

从甲骨文及相关史料来看，帝辛也并不是不祭祀祖先，而是祭祀的范围有所缩小，仅限于自己的直系祖先。

在这一点上，帝辛和武丁的做法又是不谋而合。商高宗在位时同样改革了祭祀制度，他提出:“礼烦则乱，事神则难”，其目的是减弱神权对政权的控制和影响，强化王权，强化商王的话语权。

武丁祭祀成汤时，还曾经出现过野鸡登鼎耳而鸣的事情，当时祖己还劝武丁“祭祀有常，不当特丰于庙”，也就是说，祭祀时不能对自己的直系祖先和其他贵族的祖先有什么远近亲疏之分。

商朝时，“与王权对立的贵族主要是依靠神权”，“格于上帝”的神权是对王权的主要威胁。所以，要巩固自己的王权，就必须对神权加以限制。

削弱神权本身也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在当时肯定会引起旧贵族的不满和抵制，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因而也成了武王伐纣的一个理由，同时有效地离间了帝辛与臣子，强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攻伐理由三：蔑弃同宗兄弟，只尊崇信任四方逃亡的奴隶，任命他们担任大夫卿士等要职，使之为害于百官，作恶于商。

正如《解蔽》篇所言：“纣蔽于妲己、蜚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

很显然，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帝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帝辛所用之人，在历史上知名的有费仲、蜚廉、恶来、崇侯虎等。

在正史的记载中，这些人要么是巧言令色、见利忘义、谗害贤良之徒，要么是嫉贤妒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史记.殷本纪》：“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

《史记·秦本纪》曰：“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费仲是帝辛的姑舅亲表弟，牧野之战他和商朝兵将死拼，被周兵偷袭战死沙场。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

费仲说纣曰：“西伯昌贤，百姓悦之，诸候附焉，不可不诛；不诛，必为殷祸。“纣曰：“子言，义主，何可诛？“费仲曰：“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义而人向之，卒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贤为其主，非可不诛也。且主而诛臣，焉有过？“纣曰：“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三说不用，故亡。

从《韩非子》的记载，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费仲对商朝和周国当时形势的清醒认识和睿智见解。站在帝辛的角度看，很显然，西伯昌的作为已经威胁到商的统治。同时也证明，帝辛也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残暴和弑杀成性，对“仁义”还是颇为敬畏的。

费仲的死亡时间正是牧野之战当天，也可看出他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对帝辛来说可谓有情有义有节。

恶来和蜚廉也先后战死，他们的后代成为赵和秦的祖先。

《史记.赵世家第十三》：“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至于崇侯虎，据词条看，他为崇城国君，侯爵，名虎。

《史记·殷本纪》中，司马迁所载的崇侯虎可能是同名异代的人物，更可能是因为崇侯虎在武丁时期对周的征伐与钳制，在西周时期及以后被污名化——甲骨文中的崇侯虎，和姬昌不可能是同一时代的人。

对于尊崇信任四方逃亡的奴隶，任命他们担任大夫卿士等要职的指控，这一点，帝辛更不是独创。

成汤为得到奴隶伊尹的辅佐，“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史记?殷本纪》），甚至有传说，成汤为得到伊尹而娶了有莘氏女，因为伊尹是有莘女的师仆，但有莘王不愿放人。

傅悦也是奴隶出身的宰相，被武丁找到时还在筑墙服劳役。

在任用人才方面，帝辛和武丁的目的仍然是一致的。

武丁为了得到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才，甚至三年不说话，把政事全部交给冢宰，而自己暗中已经寻到目标之人。

又利用做梦，不但把正在服劳役的傅说带到了自己身边，而且用“相权神授”的方式提高了傅说地位的权威。

还希望傅说“启乃心，沃朕心……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尚书?商书》），通过在群臣面前盛赞傅说的方法，使之成为权力系统中的关键人物。

武丁任用傅说，并非因为朝中无贤才可用，而是利用傅说进行强化王权，掌握官员的任免权。以“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为任用人才的标准，打破“惟图任旧人共政”的模式，吸引更多下层人才参与治理国家。

帝辛采用了这一任人标准和策略，不再任人唯亲，否定了旧贵族任人特权，对强化王权意义重大。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和旧贵族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成了武王讨伐的理由之一。

傲慢与偏见：是谁把帝辛永远钉到耻辱柱上，成为暴君的符号和代言人？

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们渐渐看到一个相对真实的帝辛：

他有野心、有抱负、有主见，绝非人云亦云之人，也多半不会因为近臣的“毁”和“馋”而肆意屠戮；

武王追他到鹿台的时候，他已投身火海，“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史记?周本纪》），鹿台仅有侍奉他的二女（其一为妲己），可知说帝辛如何荒淫耽于女色也缺乏说服力；

政治上他锐意改革，企图加强王权，军事上他立志征服东夷，保护臣民的同时，扩疆拓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

据《淮南子》词条记载：“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五岭以南的一帶地方〉，后幽都。”又曰：“纣王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

毛泽东同志也认为:“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帝辛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固然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因素在里面；他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如《史记》所说，帝辛“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正因为他自身资质太好，也太强；与人对峙时，无论在智力还是武力方面都可单方面碾压。这应该造成了他的“骄”和“矜”。

《左传?宣公》认为“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

恃才傲物，恃才放旷，目空一切，对于一些老臣的劝谏，他“知足以距谏”；万一做了错事，又“言足以饰非”，认为“我生不由命在天乎”。

过于相信自己，没有真正发挥贤能之士的作用，也没有对旧贵族的安抚措施，导致“强谏者死”，贤士远避。

剑走偏锋，终至于身死国灭。

至于世人的评说，有咒骂的，也有鸣不平的，但总的来说，帝辛所遭受的恶评应该超过了其应得的。

正如子贡说的：“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认为纣的残暴，并没有传说中那样严重。《淮南子》称：“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认为对于纣王的诽谤，是日积月累而产生的。

如刘向《新序?节士》：“桀为酒池，足以运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年千人。”贾谊《新书六?春秋》：“宋康王……剖伛者之背，折朝涉之胫，国人大骇。”后来人们把酒池折胫之事都安到了纣王头上。

就连谥号“纣”也是后人加在他头上的，所谓“残义损善曰纣”。

他子姓，名受，谥号辛，是为帝辛。

“是以君子恶居，天下之恶尽归焉”，随着成王败寇的声势而起的，往往还有“天下之恶尽归焉”的偏见。

所以，帝辛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了暴君的符号和象征。

而这样的结果，是由帝辛本人以及部分对手的傲慢，和后世很多人的偏见两者共同作用造成的。

亏，也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