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让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农抑商政策，为何能盛行2000多年？

翻开中国经济史就会明白，中国从战国到清朝的2000多年时间里，一直在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就算是经济政策最开放的唐宋时期，重农抑商也并未被放弃，只是被放松。放眼全球，中国并非是唯一的重农国家，但是中国绝对是最典型的重农抑商国家。重农抑商对中国的长期稳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也造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缓慢，最终造成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那么，中国的历朝历代为什么都坚持这个政策呢？

一，中国传统经济的封闭性、自足性，导致中国的物资基本依赖于本国农业生产

古代世界的文明主要分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游牧文明的生产力最不稳定，他们需要周边的文明提供物资，并且充当各大文明的交流的中转站，因此游牧文明十分依赖于商业。商业文明主要兴起于地中海，这些地区粮食产量无法自足，需要生产大量的手工业品到海外贸易，以换取粮食，因此工商业成为了商业文明国家的立国基础。而农耕文明由于能够出产基本的生活物资，因此是最封闭、保守的文明。不过西亚北非地区由于气候干燥，这里的经济以绿洲农业为主，因此森林资源等严重匮乏，因此中东的国家都必须依赖对外贸易来补充本国的物资。

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中国位于东亚大陆的东端，以季风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为主，十分适合农业生产。从地理上看，中国东有烟波浩渺的太平洋，西有茫茫无际的沙漠，北有积雪千里的西伯利亚，南有瘴气不开的热带雨林，整个中国成为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而中国内部面积很大、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使得中国的资源十分丰富，对外的依赖程度很低，这也就使得中国的经济的独立性是亚欧大陆上各国中最强的。

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导致了中国的对外联系相对较少。中国古代虽然开通了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但是对外贸易的规模始终是有限的，难以达到地中海世界各国贸易的频繁程度。这也就是使得中国古代很难通过对外贸易来补充国内最需要的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中国能够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得必需品就是马匹，因此茶马贸易一直都未被禁止，其他的贸易就是可有可无了。

因此，中国古代无法像希腊罗马那样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大量的海外物资，只能依赖于本国的农业产生。而工商业只是起到调节的作用，也就是加速资源流通的作用。这就让中国出现了一种思维，那就是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管子》一书提出“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也就是如果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了，那么社会物资就必定会减少。而中国又是一个物资的消耗大国，频繁的战争、大型土木工程的修建、官僚贵族的奢华享用都需要大量的物资来保证。因此，历朝历代都必须保证大多数百姓从事于农业生产，防止百姓流入工商业领域。

二，农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国家财政、徭役的来源

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国家，中国的绝大部分百姓都是依赖农业为生。如果农业生产不稳定，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那么整个的社会生产力也会遭到破坏，导致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导致王朝灭亡。另外，农民的经济生活基本被束缚于土地上，活动范围小，十分稳定，而商人的活动范围大，流动性也大。治理农民的成本比管理商人的成本小了很多，因此国家宁愿更多的人是农民，而不是商人。到了明朝时期，朱元璋甚至颁布政策，不准农民离开土地50公里，不准改变户籍，这也是为了限制人民的流动，以增加社会的稳定性。

由于中国的资源基本出产于农业，因此中国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一些“重本抑末”的思想，也就是提出让全社会分为两大阶级，以农民为主的阶级负责生产，官僚等负责治国，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呢，那就是可有可无。对于国家来说，保障农业能够稳定发展，那么就可以从得到源源不断的粮食、赋税和兵源，而靠着这些资源，又能够养活大量的官僚队伍，维持大量的军队，以维护整个国家的有效统治。孟子曾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

商鞅是中国第一个全面实践重农抑商的改革家，他的变法显得十分极端。他认为，整个国家的产业那就只有农业，民间的商业、手工业、文化、艺术等应该全面被禁止。商鞅鼓励农民开垦土地，然后征收赋税和徭役。农民要么就一辈子被束缚于土地上，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要么就当兵打仗，取得军功，转化为地主，进入官僚系统。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政策，他试图让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战争机器和农业劳动所。如果我们再去看2000年后朱元璋的思想，就会发现商鞅的思想一直在明朝还是被继续执行。

劝课农桑

以这种农耕文明和经济思想为基础，中国出现了两种主流的社会思想，那就是法家和儒家。虽然两大思想家在治国理念上存在冲突，但是两家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那就是维护上层贵族和君主的利益。因此，两家在经济上都主张重农抑商。法家的思想相对粗暴，主张以暴力手段将农民限制于土地上，而儒家相对温和，提出“重义轻利”“学而优则仕”等经济思想，将手工业视为“奇技淫巧”，将商业视为“左道旁门”，在思想上灌输工商业卑贱的意识。西汉时期，儒法思想实现了合流，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

三，通过重农抑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实现国富民弱

一般而言，古代王朝虽然打压商业，但是不至于完全取代商业，因为商业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流动的作用。秦朝时期，对工商业的打压十分严重，成为了加重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汉前期，吸取秦朝的教训，放宽了对民间商业的控制，于是民间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人群的势力迅速增长了。

但是，商业群体势力的增长又和国家统治者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例如，商人在获得大量的资金后，就将这些资本投资于土地，加速了土地兼并和社会的分化。商人的富裕的生活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使得许多农民也脱离户籍，下海经商。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物资生产，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商人群体势力增长后，又和各级的官僚势力相互勾结，对中央集权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此，从维护统治的角度来说，国家抑制商人是必然的。

但是，国家如果一味的打压商人，就会造成社会物资流动性减弱，不利于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为此，历代政府都会建立专卖制度，以官商取代私商。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国家财政短缺的问题，于是推行了“盐铁官营”。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盐铁官营有两个好处，一是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二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另外一个长期推行的政策就是“均输平准”，主要内容是在全国建立了一个政府控制的运输网络，把物品从充足的地方运到稀缺的地方，从价低的地方运至价高的地方出售，以平稳天下物价，消除商业贸易的价格差别，降低商业贸易的利润。其结果就是“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

实际上，这是一个民富和国富的矛盾。从《商君书》来看，古代中国的经济思想是要实现国富，而不重视民富，甚至提倡民弱。国富民弱，就能够彰显出上级贵族的社会地位，提高下层百姓迎合上级，服从上级，和向上级攀爬的动力。如果一旦百姓富裕了，那么就会去挑战国家的法律制度、治国理念和等级秩序。《商君书》中的《弱民》一篇写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重农抑商中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确实是削弱百姓财富的一大手段，另外中国古代还可以随时没收商人的财产，使得商人经济地位不稳定，被迫“求田问舍”，将自己转化了地主。

结语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可谓是历史悠久，到了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又得到了强化，还出现了“海禁”“闭关锁国”等延伸措施。在中国还在坚守重农抑商的时候，西方国家却鼓励工商业、支持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走上了“重商主义”的道路，推动西方进入了近代工业文明时代。

重农抑商的确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首先，重农抑商造成中国社会过于稳定，一直处于王朝兴衰的循环之中。其次，重农抑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导致手工业技术难以取得巨大的突破，也导致中国无法出现近代的股份制公司、证券交易所、现代银行等资本主义的运营机构；重农抑商导致工商业领域无法积累充足的资本，工商业者最终都会将资本转为土地，限制了工商业的扩大生产，也阻碍工商业阶级的成长壮大。

因此，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向近代转型的最大的阻碍之一，成为了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