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啃老”，心安理得的背后是宗法制衍生的文化观念在作祟

十八岁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它意味着已经“成人”，可以享受成年人的权利，但也意味着不再享受到未成年人的呵护。但这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定义，或者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18岁即告独立，要“赶出”家门，自食其力，但在中国，鲜有其例。相反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子女连结婚、买房、养孩儿等都还要“啃老”，而父母也甘愿被“啃”。因为在国人心中，父母是子女的，几乎包括了所有。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便是受三千多年中国宗法制影响的家文化。

十八岁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意味着已经“成人”，可以享受成年人的权利，但也意味着不再享受未成年人的呵护。

所谓的家文化，也就是家族文化，婆婆照看孙子孙女在中国人眼里是天经地义的，问其缘由回复的答案也几乎是清一色：因为都是一家人。但在西方国家，父母与子女都是完全平等独立的两个个体，子女没有要求父母代为照看下一代的权利，父母也没有为子女提供“额外服务”的义务。究其根源，便是中国父母长期在特定时空里形成的家族式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和行为规范，而造成这种家族文化的根源便是宗法制。

宗法制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它将“君统”与“宗统”集于一身，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

所谓宗法制，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它将“君统”与“宗统”集于一身，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是王族贵族按血缘亲疏确定等级贵贱和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最早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最终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宗法制正式得到全面推行，还要到从西周讲起。当时周武王灭商汤，而商朝是一个拥有500多年历史，曾创造了“王天下”局面的奴隶制王朝。后来被下辖的小邦国西岐，也就是西周所灭，于是灭商后，摆在周人面前的就是两件大事：一是如何确立周王朝的合法性；二是如何建立有效的控制，以统治地域广阔的疆域。

周初，周武王将他的同姓子弟、亲戚、异姓功臣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分封到王畿周边，闲时生产，战时卫君

对于前者，周人用“天命”观来解决：“天命靡常，惟德是亲。”周人说，超越人间一切权威的天，在选择统治天下的人选时，以德性为标准。因此周人得到天命，是天对其德性的肯定。言下之意就是，周人的统治地位不可质疑。解决了“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后，周人的另一手段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周武王将他的同姓子弟、亲戚、异姓功臣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分封到王畿周边，一人给一块地盘、一些子民、一点用器，建立各自的诸侯国，闲时生产，战时卫君。

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以礼治天下，而礼的核心便是“定名位，息纷争”。

为此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以礼治天下，而礼的核心便是“定名位，息纷争”，也就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部族和各诸侯的礼乐内容，通过制度的形式将周文化推行到各个等级阶层中去，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而名位则主要依据爵秩差来体现，不同的爵位被限定使用相应的礼器、服饰、车马等，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与爵位息息相关，爵位不同，礼亦不同。

西周分封形势图

就如“亚圣”孟子曾总结的那样：公、侯、伯、子、男五等通于天下，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施于国中。这便是著名的五等爵制和六等公卿制，都通过家族这一社会基本单元来运转。其中姬姓王室家族的嫡长子继承周王之位，号为“天子”，而其它庶出子孙以及一些功臣勋旧则被分封到畿内或远地，成为诸侯并建立新的家族。分封的内容除了土地、人口之外，更重要的便是五等爵位，如齐国、宋国为公爵，晋国、吴国为侯爵，秦国、楚国则只是子爵，在诸侯会盟或者朝见天子时，便按照爵位来排定座秩。

最初楚国与秦国一样是子爵，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后来国君熊绎带领国人“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方才勃兴。

不过也有个例外，就是处于南方的楚国，最初楚国与秦国一样是子爵，但当时长江流域的荆襄之地被视为蛮人所在，积贫积弱，虽然属于子爵，但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后来国君熊绎（约公元前1042-1021年）带领国人“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楚国方才勃兴，到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于是当宋、楚两国会盟时便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宋为公爵，理应执掌牛耳，但楚又僭号为王，与周王同级，更高于宋一等。于是宋国国君怒骂道：“你一个假王，焉敢压我这个真公！”

宗法制中的五等爵位，通常在家族内部世代相传，但需由嫡长子来继承，并经由周天子策命生效。

宗法制中的五等爵位，通常在家族内部世代相传，但需由嫡长子来继承，并经由周天子策命生效。家族内的其它庶出子孙，则被再次分封到诸侯国内的一些地方，成为卿、大夫、士，辅佐诸侯国君治理国政。不过六等公卿制不似五等爵制那样固化，同一家族内若干代之间可能因能力、机遇的不同，而获得高低迥异的爵位。比如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中的二号墓主人邵佗是楚国的大夫，官拜左尹，用五鼎随葬，但他的子孙却几乎都沦落为士一等，仅用一个或三个鼎随葬。

宗法制不仅用血缘关系调整了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

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宗法制，不仅用血缘关系调整了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还确定了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各个等级之间交往时的道德要求。在宗法制的影响下，周朝八百年还是主要由王族以及诸侯、异姓诸侯组成了大家族集团，之后随着战国两汉世家门阀的壮大，特别是曹魏时的九品中正制，让世族取得政治特权，西晋的占田制又使其取得经济特权，遂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在东晋达到鼎盛，“王与马，共天下”的典故，便是指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司马皇室力量势均力敌。

门阀制度在东晋达到鼎盛，“王与马，共天下”的典故，便是指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司马皇室力量势均力敌，共同拥有天下。门阀制度经过南北朝一百六十余年的权威期，到隋唐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世家门阀衰落后，宗法制并没有随之没落，反而“飞入寻常百姓家”，使得平民中聚族而居的家族得到增长，直到近代中国的大家族群体已经足够丰富和壮大。

宗法制注重同族聚居、血亲关系、反对离乡轻家，由此形成了浓厚的人伦亲情和乡土观念。

宗法制注重同族聚居、血亲关系、反对离乡轻家，由此形成了浓厚的人伦亲情和乡土观念，在这样的文化观念里，离乡背井是悲情的，而叶落归根才是人生的终极归宿。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的父母会甘心为子女“超长待机”，不仅会照顾子女到成家立业，而且还会为孙子辈继续操劳，而子女们“啃老”为何会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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