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为什么采取联金灭辽又联蒙灭金的错误战略宋朝皇帝不长记性

乍一看，两宋之亡国，颇有相似之处。北宋先是通过“海上之盟”联金灭辽，结果在“靖康耻”里为金所灭；南宋后亦联蒙灭金，终于在崖山之后被蒙古(元)所亡。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南宋的皇帝们却似乎是在重蹈北宋徽、钦两帝的覆辙。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北宋末年，正当女真族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辽朝发动进攻时，已经和契丹人修好了一百多年之久的宋廷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彻底夺回燕云十六州。

整个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是经济文化比较繁荣但军事上比较懦弱的朝代。北宋建国伊始，就在北部边境与少数民族契丹建立的辽国形成对峙。长期对峙之后，公元979年，辽宋之间爆发第一场重大战役——高梁河之战(高梁河位于今北京西直门外)。这场战争是北宋首先发起的，但终以北宋大败而结束，辽国名将耶律休哥率9000铁骑把10万宋军打得全军覆没，御驾亲征的宋太宗身中数箭，慌乱中乘驴车逃归开封。

为此，宋廷于公元1118年派遣使者从海路赶到了金朝去，去商议联合灭辽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海上之盟。所以，北宋连金抗辽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

高梁河之战结束后，宋军的士气急转直下，从此以后屡遭辽国进犯边境，骚扰边民。宋军在与辽军的作战中屡战屡败，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此时的宋朝上下，已经对契丹人产生了一种巨大而普遍的恐惧心理。只要契丹人一来，宋朝这边就呈现出“兵比民跑得快、官比兵跑得快”的恐慌状态。

现在再来说说南宋这边，在蒙金战争开始之初，宋廷这一边完全没有连蒙抗金的想法，比如南宋著名理学家他根据金灭辽，真德秀就曾经指出了当前局势是“可以以为忧，而未敢以为幸也！”，就如同辽朝的覆灭加速北宋王朝的灭亡一样，金朝的覆灭也同样会加速南宋的灭亡，因此是存在巨大隐患，而完全不值得庆幸的。

认真说起来，辽建国早于宋，取得“燕云十六州”的时候宋朝也尚未建立。宋人所谓“收复”之说，实在也是底气不足。怎奈燕云地区地势高于南部地区，骑兵可乘势就高趋下直接杀入大同盆地，继而兵进汾河谷地攻取太原、河中。若再南下或东进，又是从黄土高原就高趋下直扑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辽代从儿皇帝石敬塘手里获得燕云之后，整个中原王朝的心腹地带就完全敞露在北方铁骑的攻击力之下，彻底处在藩篱尽撤、无险可守的境地。这也就是日后宋朝大臣吕中所哀叹的：“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

如此一来，收复“燕云”也就成了北宋君臣的一个心结。当从辽国归降的赵良嗣给宋徽宗带来了阿骨打抗辽建金的消息之后，这位道君皇帝便在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与金人签订了共同攻辽、瓜分辽国的协议，史称“海上之盟”。这就意味着背弃1004年“遭渊之盟”后与辽国的和好关系。无怪乎辽国大臣韩昉忿然作色：“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字字俱在。尔能欺国，不能欺天”。今日看来，虽说是“春秋无义战”，北宋联金灭辽毕竟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再次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想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劝阻，才勉强至澶州督战。双方激战多日之后，宋真宗畏敌，遣使议和，后与辽订立了屈辱的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宋金之间的仇恨要远大于宋辽之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一首《满江红》道出了其中的渊源。

北宋灭亡之后，金国没有放过宋徽宗，金国人将连同徽宗、钦宗以及宗室后宫、近臣、各种工匠等14000多人押往北国。

到了金国的徽宗等人没有受到礼遇，过着悲惨的生活，男的被迫劳役，女的成为了金人的玩物，曾经的皇室贵胄在寒冷的北国生不如死，这种事情更是被金人当做笑话来讲述，可对于南宋而言，这是奇耻大辱，而且南宋还要向金国缴纳大量的岁币以保平安，所以南宋和金国的仇恨本质上是升级的，只是迫于实力问题而不能报仇罢了。

北宋一直被辽国欺负得抬不起头来，但这时辽国东部的女真族开始崛起，女真部落是辽国的附属国，他们定期向辽称臣纳贡，世代受到辽国契丹贵族的压迫和剥削。公元12世纪初，女真部落在他们的民族英雄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起兵反辽。北宋统治者对辽国痛恨已久，这时看到金强辽弱的形势，遂遣使从海路赴金，商议联合灭辽事宜。双方商定：金取辽中京大定府(今辽宁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内)，宋取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辽亡后，宋将原给辽之岁币转纳于金国，金同意将被辽国强占的燕云十六州之地归还宋朝。因双方使臣由渤海往来洽谈，故称“海上之盟”。

但金末的情形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12世纪早期女真人初兴之时，号称“满万不能敌”，十数年间，灭辽伐宋，入主淮河以北，迫令南宋称臣纳贡， 靖康之难”。在金朝铁蹄之下，皇室女子惨遭蹂躏，二位帝王被掳走，受尽折磨，北宋灭亡。“靖康之难”将自视为上邦之国的汉民族的自尊心蹂躏殆尽，成为后代中原汉文化不忍直视也不敢揭开的一道屈辱的伤疤。

“海上之盟”的最大赢家不是宋朝而是金国。金国通过“海上之盟”才真正强大起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海上之盟”就没有以后的“靖康之难”，就没有北宋的灭亡。 俨然中原上邦，金世宗在位时期(1161年-1189年)，金朝国力达到鼎盛，世宗亦因此号称“小尧舜”。可是金朝立国不到还百年，败像已露。 1212年起，统一蒙古的成吉思汗先后三次攻金，迫使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金国的江山，就此只剩下了五分之一，即南京路、京兆路、凤翔路、临兆路。其范围东抵今天的安徽阜阳、河南汝南诸州；南至淮水、汉水及四川北部；东南与南宋接壤；西至甘肃积石山；北至黄河南岸与“大蒙古国”隔河对峙，东西狭长达1000余公里。 金国强大了很多年，四处树敌，当蒙古人崛起之后，面对气势汹汹的蒙古骑兵，已经衰败了的金国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错误的战略决定就注定了南宋选择“联蒙灭金”。

金国面对的敌人有三个，他们是蒙古、西夏和南宋，本来一手好牌可以翻盘，却生生让自己给打烂了，金国没有选择和西夏以及南宋结盟，反而玩起了三面受敌。

蒙古建国后的第五个年头，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二月，成吉思汗正式誓师伐金，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蒙、金之间进行了长达23年的战争。直到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蒙、宋联军，攻破蔡州城，金哀宗自缢身亡，金国宣告灭亡。后人评说这段历史时，总是用“上帝视角”，来评断南宋“联蒙灭金”战略的失误。起初笔者也是带着这种看法来看这段历史，但几经查阅，才发现其背后大有文章。

与北宋末年引火烧身的“联金灭辽”战略相比，“联蒙灭金”似乎是南宋在权衡利弊后，作出的最正确的选择。而且在当时复杂的地缘关系和政治环境下，南宋在大多数的对外决策上，是有充分的政治考量和民意支持的，绝非是我们想象的那般“糊里糊涂”。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蒙、金交战期间，南宋中央由于其与金国特殊的历史“宿怨”，始终在联金与联蒙之间左右徘徊，先天的缺憾又让南宋无法作出最及时的决策，从而失去最后的准备时间……但是在蒙、金战争开始之初，南宋其实并没有“联蒙灭金”的打算。南宋名臣真德秀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当前局势是“可以为忧，而未敢以为幸也”；“盖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达(挞)鞍，即向之女真也”，如果蒙古灭亡金国，“则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

从今天的眼光看，金末形势，如能联合南宋，共御蒙古，使中原免遭蹂躏，实是上策。偏偏金人不做此想。当时专擅朝政的术虎高琪就认为，金朝迁都汴京后，金朝所能控制的地盘非常之小，于是主张南攻宋朝，妄想失了河北便夺取宋之淮南，作为补偿。金廷其他一些大臣也不把南宋放在眼里，认定“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甚至反对者也只是认为，“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后”。在他们看来，金人夺取淮南以后，宋人必会拼死相争，金人将陷入无休止的宋金战争，仿佛宋之淮南已是金军的囊中之物一般。

在这样的乐观气氛中，趁着1217年蒙古军主力返回漠北后投入西征，中原地区则由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行省太师国王”的木华黎全权负责经略，进攻力量大为减弱的机会，金人立即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水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许多处所展开了对南宋的进攻。除了企图夺占淮南，由于河南一隅难以应付包括战争费用在内的各种物资需求，金朝财政已经十分窘迫，他们希望通过对宋战争，掠取财物，解决财政危机。金宣宗甚至专门指令侵宋部将抢粮，为这场不义之战添加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注脚。 金国作为游牧民族出身，对潜在的敌人有着天然的敏锐性。早在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此时铁木真还未被尊为成吉思汗，蒙古各部也尚未完全统一，但金国人就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北方边境的压力，并且有意的向南宋示好。金章宗对当年派往南宋的金使，再三叮嘱“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而且在接待南宋使者时，告诫接待使，不要以言语激化矛盾。反倒是出使金国的宋使，总是以“南朝起兵夹攻”来威胁金人。

而蒙古趁此机会遣使游说南宋一起灭金，并允诺灭金后将河南的失地全部归还给宋，这对南宋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要知道河南曾经是北宋的政治中心，北宋都城开封就在河南。在朝廷上，群臣多主张趁机联蒙灭金，只有大将赵范力持异议，他说：“前朝与辽的海上之盟，引来灭亡之祸，我们现在不能不吸取教训!”但没人听他的，于是南宋出兵与蒙古夹攻金朝。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是金大安三年，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继位的第三年。这一年的二月，成吉思汗在漠北誓师伐金。据说成吉思汗对金朝翻脸，是由于完颜永济继位为帝。他看不起完颜永济，因此也连带地看不起金朝。这简直就算不上是个原因，试问成吉思汗能看得起哪个皇帝……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积蓄力量向外扩张，这本身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以军事力量获取资源，这一招不新鲜，即使是在今天的国际社会，某些大国依旧在走这条道路。

在宋人看来，金军此番南侵，与当年完颜宗弼(金无术)之耀武扬威已大不相同，根本就是“垂亡之寇，辄敢率其余众，侵我疆场，掠我人民，焚我庐舍”；于是进行了坚决抵抗。最初，金人虽然占领了南宋淮南的一些州县，但很快被宋人收复。随后，宋金边境陷入长期的拉锯战中。金兵在攻宋战争中没有占到便宜，非但夺取淮南成了泡影，在长达七年的战斗中反而“士马折耗，十不一存”，白白消耗了国力。偏偏金宣宗至死不悟。直到他死后，哀宗即位，才于正大元年(1224年)向宋求和，宣布不再南侵。有过这样一番波折，宋金合作，显然很不现实。至于这位金国的新皇帝，在1233年时也曾扬言“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实际也很蔑视南宋。要知道，此人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距离金朝的最后灭亡，也只剩下最后的一年时间了。 蔡州之战是宋蒙联盟的最和谐时期，也是绝无仅有的和谐期。因为随着金国的灭亡，蒙古军北撤，南宋不合时宜地发起了旨在收复三京的“端平入洛”军事行动。应该说，在蔡州之战之前，南宋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蔡州之战后，南宋的端平入洛，却是真正的昏招。因为：

收复三京只是长征第一步。如果不收复潼关——黄河一线，三京是守不住的！而冬季黄河结冰，且潼关——黄河防线太长，牢固性不及燕云十六州防线。但是这里位置更北，距离蒙古更近，所以更没有可能收复！所以对于南宋而言，“端平入洛”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此时蒙古风头正盛，三京在蒙古手中，主动出击，就给了蒙古人南下的借口。在古代社会，南下要比北上容易太多，所以南宋是主动将战火烧到自己身上！

南宋不擅进攻，尤其是在平原冲击中根本难以对抗蒙古骑兵，所以宋军一旦遭遇蒙军必然会遭遇失败。这就提前暴露了南宋的虚弱实力，给蒙古增加了信心！

所以说，南宋的“端平入洛”，主动将南宋提前拖入宋蒙战争中。

而对于蒙古而言，消灭南宋是必然事件，和金国是否存在没有必然关系！

1232年金军最后的野战主力在三峰山之战中被蒙古军完全消灭，金亡已成为定局。金哀宗逃到蔡州(河南汝南)后，居然还想重演宣宗“取偿于宋”的故伎，准备“出其不意，取宋兴元”，进而窜入蜀地自立。以此观之，金人与宋为敌之心，早已根深蒂固。此时南宋若不出兵，便得不到中原的寸土尺地，更加不利，参加战争，联蒙灭金，收复河南一部分土地，是当时最有利的做法。事实也是如此，1233年，南宋派兵、运粮与蒙古军一起参加蔡州会战。第二年正月，蒙古军与南宋联兵就攻破了蔡州，迫使金哀宗自缢身亡。金朝自阿骨打建国，传6世，易9君，凡120年宣告灭亡。蔡州城破之后，蒙古汗国与南宋相约，陈、蔡以北分属蒙古汗国；陈、蔡以南分属南宋，双方分治河南，金朝南京路的大约一半土地归入了南宋。蒙古和南宋两国的交界线，与金宋时期相比，北移了数十至数百华里不等，这自然就是“联蒙灭绝”的直接收益了。 1234年，金国灭亡后不久，南宋就发起了旨在收复三京，即原北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北伐行动，史称“端平入洛”。

应该说，南宋的进攻还是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的。虽然短暂收复了汴梁周边，给北宋皇帝们扫了扫墓，但很快就得罪了蒙古。毕竟作为灭金主力，金国的大部分故土毫无疑问属于蒙古，南宋此举不是捡漏，而是对蒙古赤裸裸的侵略，蒙古岂能袖手旁观？

于是，窝阔台随即发起了对南宋的“反击”，南宋的北方土地很快得而复失，宋蒙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两宋以收复失地为目标的战略，和很多非法的投资渠道一样：你盯着别人的利息，别人则盯着你的本金！本末倒置的战略最终让两宋失去了一切！

到了1234年的夏天，宋理宗下令文武官员“集议和战攻守”，边将赵范、赵葵兄弟过高估计南宋力量，积极迎合宋理宗的求胜心理。六月，宋理宗悍然下令出征，主帅赵葵率领6万宋军，先后攻占汴京、洛阳、郑州。七月，宋军中了蒙古军队埋伏，丧师达数万之众，只得撤回原处。这件事发生在端平年间，故称“端平入洛”。从这次战役看，似乎蒙宋战争的责任仍在南宋一方。但另一方面，几乎在宋军北进的同时，蒙古汗国的窝阔台汗在七月召集了一次“忽里勒台(宗王大臣会议)”。在会上，窝阔台声称“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鹃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换句话说，金朝灭亡只过了半年，蒙古就想并吞南方，进兵攻宋了。“端平入洛”无非是在恰当的时候为蒙古军攻宋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蒙古军的反攻来得如此之快，本身就证明早已做好了对宋战争准备，也就是宋人所说的“臣又闻靴既破蔡，不肯北归，

移兵于息，牧马淮西，渐逼吾境，其意可见。”

其实，蒙古侵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无论宋人参加不参加灭金之战，总是会得出现的。这是因为十三世纪的蒙古汗国对外族的战争，根本无需什么“借口”。东欧的罗斯诸公国，根本连蒙古人的存在都不知道，结果却两次成为蒙古西征的目标，“除了诺夫哥罗德是仅有的例外，俄罗斯全境都迅速遭到蹂瞒，田地荒芜，城镇破坏，全国居民陷于因亚洲人的征服而引起的无法形容的恐怖之中”。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是如此，蒙古的西征大军一到，就毫无理由要求其降服，接下来就是无情的攻城。阿拔斯王朝延续了37代，历经503年，至此灭亡。真正的哈里发帝国的历史，也就结束了。倒霉的末代哈里发也被依照蒙古人对尊贵者的处决方式，裹在一张毛毯里用马践踏，“不见血而死”。甚至在蒙古汗廷发给天主教教廷的信件里，素昧平生的教皇也被莫名其妙地要求向蒙古汗国降服，至于原因是根本不需要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联蒙灭金”后南宋所犯唯一的错误，只不过是在抗击蒙古(元)军的战场上失败了而已，与“联金灭辽”的情形，毕竟有所不同。

南宋在屈辱百余年后，终于报得大仇，一雪大耻，但正如北宋灭辽终亡己一样，南宋的胜利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为蒙古南侵减少了一个劲敌。金朝灭亡后，南宋失去金朝作为屏障，几十年后就被蒙古铁蹄横扫而彻底灭亡。如果南宋没给金国最后一击，也许还会形成南宋、金和蒙古三足鼎立的局面。 两宋在灭亡之前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还能一而再的屡犯，赶走了鬣狗却迎来了饿狼，北宋铭记历史，一直以收复“幽云十六州”为奋斗目标，而南宋也以雪“靖康之耻”为主流思想，两宋的统治者都渴望将曾经的仇人踩在脚下，可是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历史背景下，主要矛盾是会发生变化的，抓不住事情的主要矛盾，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才是最大的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