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爱说日本民族精神是武士道精神,还能联系到万岁冲锋、慷慨切腹什么的(三岛由纪夫还有个小说《忧国》,专门写切腹)。
我其实存疑。
或曰,不用整得那么文绉绉。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地区的标签吹法,和实际的国民习惯,经常不是一回事。
比如吧,江户近三百年,江户当地人一般自称江户子,很推崇自由职业者精神:晃晃荡荡,有钱就过,没钱打工;大家住长屋,凑合也过去了。
关东人会吐槽京都人不时不食、重视礼仪、装腔作势。会念叨关西人口音奇怪,乐乐呵呵,二愣子兮兮,只懂得吃……
这些其实也只是片面的地区风范。
但我觉得,都比所谓武士道精神之类虚头巴脑的玩意,要接近真相。
公家要求风雅,武士念叨悲壮。
但那都是脱离底层人民,自高标榜的说法了。
一个地方的性格,跟怎么吹关系不大,还是得看地缘。
日本的地缘嘛:
古来多山,交通不便,各地农民对本乡本土有强烈的自豪感,有大量自治组织——表现在日本战国时代,就是遍地小势力,国人众什么的,很难统合管理。
自然灾害多,又农产品匮乏,朝不保夕,地形复杂,所以农民对本乡本土和基层组织,颇有自豪感。
等级森严又复杂。所以一方面谨慎守着传统,不敢擅自背弃,一大家子人哪怕感情不算好也要假装客气。
一边很崇拜可以冲破藩篱下克上的人物——各色传奇的主角,多是这类人物。哪怕是悲剧英雄,也要崇拜到底。
城市人则有小市民劲头,及时行乐。手工业者倒不少,所以商务招贴和服务业发达。因为古来肉食少,蛋白质得靠豆腐和鱼补充,体现在能用简单的食材折腾出不同的花样来。
一个地方崇拜的人物,往往看得出他们缺乏什么。
日本人古来翻来覆去改编的传奇,说来也就是源平合战、战国时代、大政奉还。
说到战国,众所周知的三个已被流行文化搞到面目全非的角色:
织田信长做事不拘一格下克上。丰臣秀吉不择手段往上爬从农民到关白。德川家康忍耐自持摘了果子。
前两位越是近百来年越是红,各色传奇都附会在他们身上。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19世纪后半,舆论要搞幕府;另一方面是,日常被等级制所困,很需要这么几个人物做偶像。
包括日本帮派,说白了也就是各地自组织搞出来,父父子子、兄弟分杯那一套很旧式的关系,用任侠道和义气维系着的等级制暴力团。
当然现在被暴排法,也收拾得差不多了。
以前聊关东军那堆破事时说到过:
任何对上无限服从的,对下必无限残忍。
极端压抑克己之后,必有极端变态之发泄渠道。
所以表面的克制与变态的发泄,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鬼子来了》里香川照之那个“大哥大嫂过年好”的角色,很是明显:
看着凶残变态,其实远谈不上好汉。
骨子里就是个被战争卷来,开了杀戒后,释放了破坏欲的日本农民;一旦遭遇打击,又缩回去了;有了机会,又释放了。
黑泽明导演在《七武士》里说得更明白:
“农民最狡猾,要什么都不给,其实什么都有。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抢武器。他们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杀人鬼。
但谁把他们逼成这样的?是武士,是烧杀抢掠的武士!”
所以说他们性格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不妨说,日本人在漫长历史上表现出来的民族性,就是一群本乡本土、盘根错节、服从等级制的狡猾农民。
没机会时就按部就班过过小日子,花样折腾自己的小爱好,继续漫长的忍耐。
有机会时就试图发泄一下压抑已久的欲望。
在古代就是追求下克上窃国者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在现代就追求小雇员能掀翻上司,小把戏能搞定大boss。
再说简单点,大多数普通人,还是:
服从等级制照章办事的漫长忍耐,找到机会不择手段的撒疯。
最后,这个特殊的日子,放两个图。
一是《机器猫》里著名的:
二是,鸟山明早大概四十年前,有个短篇漫画叫《不可思议岛》,我初见是在《画王》这本杂志(知道这个的,都暴露年龄了)里头。
讲一个日军飞行员流落荒岛,执着地花三十年时间想飞回故土,未遂;跟岛民诉苦,人都懒得听他的。
最后他只好找巫婆,求让他变鸟飞回去。
结果巫婆把他变了一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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