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1月，慈禧走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福昌殿的病榻前，她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世续等人商议大清王朝的未来。显然，慈禧在执掌了大清近半个世纪后，也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确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是她临死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一

慈禧主张立三岁的溥仪为帝，让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但张之洞、世续等人担心会出现太后隆裕临朝听政的局面，便建议慈禧直接立载沣为帝，这样更有利于朝政的稳定。但慈禧思索了一会后就否定了这个建议，因为同治和光绪都是兄终弟及，如果载沣再以兄弟的身份继承光绪的皇位，那么清朝就会出现连续三代兄终弟及的局面，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由载沣继位的建议就被慈禧给否决了。

那么慈禧立溥仪为帝，真的是出于这个原因么？其实也不是，从慈禧的内心来说，她更趋向于立一个年幼的新君，这样就便于自己继续掌控朝政，但如果立了一个年幼的新君，那慈禧就是太皇太后，但在历史上没有过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所以慈禧就立了载沣为摄政王，因为载沣生性懦弱，好控制，对慈禧也是言听计从。所以在立了新君之后，慈禧就可以通过控制载沣来继续把控朝政。

当然慈禧这样打算的前提是自己身体一直都很好，能活得更久，但人算不如天算，慈禧也不想在74岁的时候大限将至，于是在临死之前，除了将溥仪扶上皇位，另外又发了一份遗诏：载沣的所有政策，都要按照隆裕太后的懿旨办理，而隆裕太后，即是光绪的皇后，也是慈禧的亲侄女，让隆裕制约载沣，大清王朝的权力就还是掌握在了慈禧娘家人的手里了。

半个月后，年仅2岁多的溥仪在众臣的拥戴下，成为了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然而，慈禧给载沣，给溥仪留下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是一个行将就木，即将走向灭亡的大清王朝。

清朝的历史上有两位摄政王，一位是多尔衮，他带领清军入关，确立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起到了开国的作用；而另一位则是载沣，在他执政时期清朝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也在这场革命中灭亡，为王朝的灭亡盖上了棺材板。

二

载沣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袁世凯，有种说法认为载沣整治袁世凯是为兄弟光绪报仇，因为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就被慈禧给软禁了起来，所以光绪对袁世凯一直耿耿于怀，载沣作为光绪的弟弟在掌握大权之后，出于仇恨便对袁世凯下了手。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很可能并没有见到过谭嗣同，向慈禧告密一事也很可能是子虚乌有。

载沣整治袁世凯的真正原因在于，袁世凯的权力太大了。慈禧生前最为宠信的满族大臣是庆亲王奕劻，而袁世凯在当时与奕劻就结成了利益集团，通过奕劻来把控朝政，同时清廷最为精锐的北洋六镇，袁世凯就控制了其中的五镇兵马，此外东三省、直隶、山东的总督、巡抚又多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实力，在当时的清廷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袁世凯的权势过大，就引起了清朝王公贵族们的不满，在这些人中，以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人最为突出，他们认为一旦袁世凯羽翼丰满，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其后果将不可收拾。

在载沣担任摄政王之前，袁世凯一直畏惧慈禧太后，才不敢有什么动作，但如今慈禧已逝，袁世凯也没什么好怕的了，朝中也没有能够钳制他的人了。同时载沣还收到过御史的揭发，说袁世凯打算拥戴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将他赶下台。

由于袁世凯位高权重，威胁到了载沣儿子溥仪的皇位，因此载沣决定先下手为强，载沣的决定也得到了满清皇室一批年轻贵族们的支持，那么要把袁世凯搞到什么程度呢？一开始载沣一帮人认为要杀了袁世凯，那么以什么理由杀了袁世凯呢？难道以袁世凯告密为由？那就会牵连到慈禧太后以及载沣的岳父荣禄，而载沣父子的地位都是慈禧安排的，载沣也自然不好否定慈禧太后。

政治原因杀不了袁世凯，能不能以经济问题杀了袁世凯呢？其实也不行，因为一旦以经济原因去杀袁世凯，必然会牵连出众多被袁世凯喂饱了的满清贵族，而在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庆亲王奕劻，当时载沣刚上台，地位还不稳，还需要奕劻这样的老亲王来撑场面，所以载沣也不好以经济问题来杀袁世凯了。

政治问题杀不了，经济问题也杀不了，那怎么杀呢？载沣一帮人最后决定刺杀，袁世凯虽然天天上朝，身边有护卫，但进了紫禁城后就只有他一人，可以趁着袁世凯上朝的时候让御前侍卫动手杀了袁世凯，可满清贵族们还不满足于侍卫动手，而是要亲自动手，恭亲王溥伟甚至奋自告勇，要拿着咸丰御赐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去杀了袁世凯。溥伟说得非常激动，载沣见溥伟信心满满也就同意了溥伟的方案，于是一场在大殿前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就此定了下来。

当然，刺杀袁世凯是件大事，也不能马虎，在行动之前，载沣就找到重臣张之洞密商了这个事情，而张之洞却极力反对诛杀袁世凯的计划，张之洞认为，当时的清朝刚失去了擎天一柱的慈禧，如果在这个时候诛杀重臣会引起朝政的不稳，而且袁世凯的旧部遍布在新军当中，如果杀了袁世凯，引起了军队的混乱，到时候局面又该如何收拾呢？

要说朝政乱了载沣是不会怕的，但是军队乱了这句话就把载沣吓了个不轻，在载沣看来如果军队乱了，朝廷也就好不了了，于是载沣在张之洞的劝说下，最终放弃了刺杀袁世凯的计划，袁世凯就这样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逃过了一劫。

虽然杀不了袁世凯，但袁世凯的势力还是要根除的，于是在1909年1月2日，清廷下发了一道圣旨，以“足疾”为由罢免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将袁世凯开缺回籍。

三

不过张之洞的话也提醒了载沣，载沣一直不敢动袁世凯，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袁世凯控制了军队， 所以要想把控朝政，就必须控制军队，在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载沣就加强了皇室对军队的控制。

1908年12月，载沣开始对清廷的军事力量进行改编，将各地新军统辖到了陆军部，各地海军统辖到了海军部，同时设立贵胄军校，培养贵族高级军事人才。1909年载沣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统领全国军队，任命荫昌为陆军大臣，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胞弟载涛统帅禁卫军，将全国的军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载沣要控制军队，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考虑，毕竟军队在手，政权才能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也与他的一段经历有关。1900年庚子战争之后，列强要求清廷派出一位皇室成员向列强道歉，清廷就派了载沣为代表出访各国。载沣在来到德国的时候就面见了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载沣得体、不卑不亢的态度博得了威廉二世的极大好感，威廉二世就曾意味深长地对载沣说过，皇帝要想掌控好国家，就必先掌控好军队，对于威廉二世的建议，载沣深以为然，所以在成为摄政王后，载沣就按照威廉二世多年前给他提出的建议，对军队进行了管控。

四

虽然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虽然载沣将权力牢牢地把控在了自己手中，但问题就在于，他任用的满清权贵，却都是些无能之辈，而且这些满清权贵在把持权力之余，还各立门户，结党营私，使清末的政局就出现了更为混乱的局面。

其实清朝到了载沣担任摄政王的时候，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在甲午战争和庚子战争之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只是学习西方人的技术并不能实现富国强兵，而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学习西方的制度。

所以在庚子战争之后，慈禧也开始了清末的立宪改革，当然这个改革慈禧还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改革的担子就落到了载沣的肩上。

但是到了1911年5月8日，当内阁名单出台的时候，却让人大失所望，内阁大臣一共13人，其中满人7名，汉人4名，蒙古1名，汉军旗1名，而满族中皇族又占了5名，军政大权皆为皇室贵族掌握，而且位居要职。如此专权擅政，即便在过去200多年的清王朝历史上，也是未曾出现过的，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人们称这届内阁为“皇族内阁”。

立宪派的领袖张謇，对于这种状况曾说道“朝野上下，啻加离心百倍，可惧也。”当时各省要员都纷纷上书，要求撤销这届皇族内阁，但载沣拒绝了这些建议，在载沣看来，组阁是为了加强皇帝的特权，而皇权不是议员能干预的，他的做法无疑点燃了火药桶，之前已有相当部分的国人对清廷失去了信心，而支持清廷的立宪派也因此倒向了革命。

立宪派主要由汉族大臣组成，他们本想从内阁中分一杯羹，分到一部分权力，但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大失所望，幻想落空，而此前他们又不断受到满清贵族的排挤和打压，积怨日益加深，与清廷也开始离心离德，清政府便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

五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廷也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面对武昌起义的革命浪潮，载沣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军讨伐，但荫昌不但胆小如鼠，打仗也完全是个外行，不但没有将武昌革命镇压下来，反而作战屡屡失利，告急文书如雪片般地飞到了载沣的案前，令载沣头疼不已。

当时唯一能与武昌新军抗衡的只有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但北洋新军是由袁世凯一手扶持起来的，其中的大小军官多是袁世凯的部下，在武昌起义的关键时刻，北洋新军只听袁世凯的号令，载沣根本就调不动他们。

10月11日，是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也是袁世凯的52岁生日，此时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袁世凯府里，正在举办盛大的寿宴，而当袁世凯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的时候，就立马遣散了所有宾客，正当人们为此而诧异的时候，袁世凯说道“此乱非洪杨（太平天国）可比，不可等闲视之。”袁世凯知道，他的机会来了，当然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清廷内部却闹起了争斗，当时载涛打算将河南和京城附近的军队调到武昌去镇压起义，可奕劻却坚决反对这个提议，在奕劻看来，如果河南和京城附近的军队都被调走了，那么京城就只剩下禁卫军了，他怕载涛会借着这个机会除掉自己。而载沣也怕自己这个没有作战经验的弟弟担当不了镇压武昌起义的大任，也没有同意让载涛调兵镇压起义。

可荫昌打仗又不行，弟弟又不能调兵前去增援，一时间整个清廷竟然无人可用。

正当载沣一筹莫展之时，袁世凯的亲信兼好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与奕劻、那桐等人联名保举袁世凯出山，那桐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为袁世凯担保，载沣因此痛斥了那桐一番，随后奕劻称病不朝，那桐辞职回家，徐世昌一言不发，表面上这三人都沉默了，但背地里，他们悄悄向隆裕太后进言，要求召回袁世凯。

袁世凯虽是载沣的大对头，但形势所迫，随着武昌革命形势的发展，载沣再也没有抗衡下去的勇气，只得请袁世凯出山。不过这个时候袁世凯却以“足疾未痊”为由，回绝了清廷给他的湖广总督的任命，一时与清廷形成了僵局。

但革命烈火在不断蔓延，甚至有传言说革命党马上就要打到京城了，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载沣不得不让徐世昌去袁世凯府上去请袁世凯出山，那袁世凯就真的不想出山了吗？非也，袁世凯实际上是在坐地起价。

徐世昌在见到袁世凯后，两人密谈了三天两夜，最后袁世凯提出了复出的6个条件：

1、1912年立即召开国会；

2、组织责任内阁；

3、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

4、解除党禁；

5、袁世凯须获得军事全权；

6、须给予袁世凯充足军费。

袁世凯表示，这六个条件缺一不可，少一个他都不出山。可以说这六个条件就是一份与革命党谈判的草案，而其中召开国会和给予袁世凯军事全权这两条，直接侵害了载沣的利益，对于载沣来说，不可谓不苛刻，但这个时候的载沣已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1911年10月27日，清廷召回荫昌，改由袁世凯任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武昌战事。到12月6日的时候，载沣解除摄政监国，袁世凯成为了内阁总理大臣，掌控了清朝的几乎全部大权。

载沣在失去了摄政的地位后，就只能整日在他的醇亲王府里唉声叹气了。而除掉了自己最大的政治对手摄政王载沣后，袁世凯也不能高枕无忧，这个时候宫中还有个隆裕太后，但隆裕却不是慈禧，她没有慈禧那么善于审时度势，也没有慈禧的政治手段，只因为是慈禧的亲侄女，才当上了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位太后。

其实隆裕也曾在慈禧的熏陶下，有强烈的参政欲望，但在慈禧去世后，奕劻拿着慈禧的遗诏告诉隆裕，溥仪成为了新的皇帝，载沣成为了摄政王，所以这其中就没她什么事了，隆裕垂帘听政的梦也就化为了泡影。

因为载沣夺了隆裕的权力，所以隆裕对载沣也自然没什么好眼色，两人经常意见相悖，而当载沣被撤了摄政王的职务赋闲在家后，隆裕又成了袁世凯手上的羔羊，于是清廷的权力就所剩无几了。

袁世凯不断地编造假消息威吓隆裕，甚至说革命军已经打到了天津，不久就要进攻北京了，这就使隆裕慌了神，而这个时候的隆裕又没有人可以商量，最终只得接受优待皇室的条件，在退位诏书上盖上了玉玺宝印，最终在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了。

六

清朝灭亡后，载沣也就彻底闲了下来，不过他也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变化，顺应了时代的步伐，开始接受西方的先进物件，许多皇族后裔也受了他的影响，思想上发生了积极的转变，从原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贵族，逐渐融入社会并自食其力。

载沣每天就待在家里，读书看报，很少外出活动，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与其有来往的也仅限于溥仪和有限的几家至亲。载沣本以为会就此隐居终老，不想随着时局的变化，他也不得不回到了现实。

1931年11月，溥仪离开了天津去了东北，临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给载沣，告诉了载沣自己的去向，并要载沣放心，可载沣拿到信后就着急地说，“坏了，这是让日本人给弄走了。”不久之后，载沣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儿子溥仪被日本人扶持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消息。而在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后，载沣也曾带着溥仪的弟弟妹妹，以私人探望的形式来看望他的儿子。而到了儿子溥仪哪里后，载沣看到溥仪处处受了日本人的限制，心里也感到非常痛心，对于日本人的用心，载沣心知肚明，他曾把溥仪比作五代的儿皇帝石敬瑭，其实日本人就是把溥仪当成了一个傀儡皇帝。

载沣知道伪满洲国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便每天装着不吃东西，实际上由小儿子溥任暗地里拿饼干给他吃。溥仪怕出事，只得让他们回了天津，载沣临走时，把自己的小儿子、两个小女儿都留在了自己身边，他显然是不想把全家都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

当然日本人是不想放载沣走的，在载沣回到天津后，日本人想要载沣去往长春担任一个闲职，并承诺每月给一万元车马费，而一万元在当时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在当时来说，一块五毛钱就能买到一袋面粉，一万元就能买到将近7000袋面粉，可此时的载沣尽管生活拮据，但始终没有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日本人见软的不行，便在1935年深秋派了吉冈安直来天津诱骗载沣，那吉冈安直是什么人呢？明面上他是溥仪的秘书，实际上却是负责监视、控制溥仪的日本军方人物，就连溥仪也对他唯命是从。

在来到天津之前，吉冈安直认为诱骗载沣问题不大，而来到天津后，他以安全问题诱骗载沣，以溥仪诱骗载沣，还三天两头地请载沣吃饭，但载沣却不为所动。眼见诱骗不成，吉冈安直便发动了不少载沣的本家，劝说载沣从英租界搬到日租界去，吉冈安直以为载沣会跟溥仪一样懦弱，听从自己的指挥。但吉冈安直没想到的是，他的举动竟然惹恼了载沣，平时从不生气的载沣拍着桌子大骂起日本人来，吉冈安直最终无计可施，只好悻悻而归。

后来到了50年代，溥仪被特赦出狱后，曾跟溥任说过，当初载沣和他没有留在伪满洲国，其实是对的。

1939年因为天津发大水，载沣就带着全家回到了北京，载沣在回到北京后，便在自己的王府内里办了所小学，为王府附近的普通孩子开堂授课，此后，载沣就在北京度过了他平静的晚年，直到1951年去世，享年68岁。

载沣去世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溥仪和溥杰正在抚顺的监狱中服刑，自从1934年长春一别后，他们父子三人就再也没见过面，这就成了载沣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