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的发迹和败亡（十）：雍正的精神没能领会，年羹尧就不能用

雍正即位之后,对八王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其党首允禩留在身边,充任挂名首辅;将后起之秀、卸任大将军允禵安置到景陵看坟;将能力不济但外家势大的十阿哥革爵拘禁;而将心计最深、反抗意识最强的九阿哥允糖交给年羹尧,带到烽烟四起的青海。

在这种情况下,对年羹尧来说,看管允糖和击败罗卜藏丹津是同样重要的工作,但处理方式理应有所不同。后者是外寇,大将军受专阃之权,可以讲究个临机应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于这一点,雍正帝是清楚的,所以哪怕年羹尧焚寺屠僧、在军事行动中做出了不符合大政方针的举动,雍正帝也并没有过多表示。但前者则不然,年羹尧只有早请示晚汇报的义务,没有私下沟通、便宜行事的权力。

可惜,精于用事而疏于权术的年羹尧并没有把这两件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分得清楚,对待前者,他采取了和后者类似的处理方式,令雍正帝绝不能满意。

允糖与年羹尧也算是熟人,康熙年间,他们的交集主要有两个。一是允糖的女婿永福,他是权相明珠的孙子,年羹尧的妻舅。二是葡萄牙籍传教士穆景远。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直是中国政坛的一股重要势力。康熙皇帝喜爱西方科技、艺术,对宫廷传教士多所优待,在外交方面尤其倚仗,令其深度参与国家政治。康熙后期,诸皇子为了储位争作一团,传教士们为争取下一代皇帝对耶稣会士的支持,极力交好诸皇子。因为八王党的呼声最高、气势最盛,与他们往来密切的传教徒也最多,这位穆景远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和八王党中的允糖关系密切外,穆景远与年羹尧之兄年希尧也很熟悉。我们前文交代过,年希尧多才多艺,尤其热衷西学,和传教士来往频繁。穆景远曾到年希尧家做客,借机与年羹尧相识。康熙五十九年,穆景远受允糖委派专程去见年羹尧,托其照管允禟在川陕的亲信,并代允禟向年羹尧赠送了礼物。

在允糖初赴军前的几个月,年羹尧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显然没有达到雍正帝的预期,对于允糖在西宁的安置问题,他并未专文汇报,只是在奏折中顺便提了一句:

“据署理西宁总兵印务副将黄喜林报到,九贝子于四月二十一日已到西宁,臣亦现在遣官前往西大通地方赶造房屋,俟修盖完日,移文九贝子搬来居住。”

雍正显然对这么一点信息量不满意,赶紧告诉年羹尧：

“如九贝子等可疑无用之人,不妨传旨,该往何处打发,一面料理,一面奏闻。”

不久,年羹尧向皇帝汇报西宁周边驻防将领分派情况,在谈到署理西宁总兵的武将黄喜林善于带兵得到当地军民拥戴时,雍正帝不理会黄喜林为将如何,反而批日:

“防九贝子要紧,速以为是,黄喜林不可叫九贝子哄了去!”

意在提醒年羹尧,加强对允糖的防范,特别是别让他买通了直接看守黄喜林。

对于皇帝的这个嘱咐,年羹尧并没有足够详细地回复,这让雍正帝很不放心。于是一个月后,在年羹尧一道纯粹的军务汇报奏折上,雍正帝又批问:

“九贝子、察罕丹津部落二事如何料理?”

将九贝子允糖的安置问题放在察罕丹津之前发问,显见雍正帝的重视程度。对此,年羹尧仍未专折回奏,仍是在奏陈军务过后,表示西大通允糖居住的房子还没有造好,等房子盖好了臣再拨兵伴守云云。

直到雍正二年三月,年羹尧才再次汇报了允糖的情况,而且是对其进行参劾。起因是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南)守军捉住三名形迹可疑的旗人,审问得知是允糖手下管放牧的头目,奉允糖之命前往河州采买草豆、踏勘草场。

年羹尧以边口之地各民族杂居、奸细最多,而允糖未告知自己就派人跨地区买卖、踏勘,违抗军法为由,将其参奏。这道弹章,虽然客观上满足了雍正帝对允糖凡事找碴骂顿的要求,但主观上来讲,年羹尧可能还是从军事和边疆管理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在雍正帝心目中,允糖是彻底的敌对势力反动派,绝不可能改悔,也绝不能被饶恕,对待他,只有密切监视、控制,进而挑剔毛病、罗织罪名、除之而后快这一条路,无可动摇。他的这一种态度,当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长期积累、一以贯之的。

年羹尧自受命监视允糖之日起,雍正帝即将自己的这态度向其多次明示、暗示,年羹尧是聪明人,不会毫无察觉。然而在实际的监视活动当中,年羹尧却没有坚决贯彻雍正皇帝的意旨,不但一次参奏之后,又转而为其遮掩,称其“知收敛”“知畏法”,还放松监视,使允糖有经营买卖,甚至和传教士穆景远等人交流联络的空间。可以想见,远在京城、鞭长莫及的雍正帝,对此会有怎样的疑惑、是何等的紧张。

而年羹尧的这一做法,大概出于2个原因。

首先,年羹尧与允糖本有交往,是熟人,还多少沾些亲戚。允糖是先帝皇子,其父康熙帝对年羹尧有无以复加的知遇之恩。为了先意承志、取悦新君,而凌虐和自己没有私仇私怨的恩人之子,这样的行为,不是年羹尧这种以“大英雄”自诩的人做得出的。

第二,年羹尧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定位成雍正帝的“私人”,哪怕他们之间有很近的亲戚关系。年羹尧始终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职务是“大将军”,最重要的职责是带兵打仗、驱逐叛军,而不是参与皇室斗争,帮助皇帝打击亲兄弟。即便每个官场中人都知道,帮上司做好事、公事,远不如帮他做坏事、私事更容易产生亲近感。

雍正帝将允糖交给年羹尧看管,本来是出于信任,年羹尧宽待允糖一事,如果发生在雍、年君臣交好之时,最多也只会造成皇帝的不满。而一旦君臣交恶,特别是交恶的形势明朗化之后,在即位合法性有瑕疵的雍正帝看来,年羹尧割据西北、手握大军、身边又挟有野心勃勃的反对派皇弟,甚至利用起了皇弟的政治、经济资源,那可就过于危险了,其局面简直可以与当年挟制着南明永历皇帝的吴三桂相提并论。

从雍正三年初“倒年运动”进入筹备阶段起,雍正帝对允糖的控制措施也越发严厉。他以允糖在西宁纵容家人生事为由,派遣都统楚宗赶到西宁对允糖进行约束,接替了年羹尧对允糖的监视工作。

对于监视允糖一事,楚宗与年羹尧的态度大相径庭,一接到任务,就立场鲜明、铿锵有力地表态。到西宁就严参允糖装病不请圣安、不行叩拜之礼、态度傲慢、自称脱离红尘之人,并在西宁经商贸易收买商民兵丁之心等事,并建议皇帝下旨将允糖带回京城囚禁,以绝后患。

此时的年羹尧已是动辄得咎,应对皇帝的不满有所察觉。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便如此，他仍不肯为允糖额外增加罪名,以求自效。当然,不论如何表态,对年羹尧来说都是为时晚矣。很快,他对允糖的监视任务,就和他的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身份一起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