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上）：穿云破雾越关山

文丨刘士明

纵观中原突围，可大致分为调兵中原、突围大战、新建根据地、反清剿战和战略转移五个阶段。其间，除人民军队、地方人民政权和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军队、地方政权和乡保组织多方力量冲突搏奕外，还有不为人知的情报战、掩护转送和贯穿始终的军事调处。如此，构成完整版的中原突围战史！本文试图从另外的视角，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中原突围，谨此纪念中原突围胜利75周年。

调兵中原：八路军三大主力增援新四军五师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湖南、湖北、江西等八省红军游击队收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同年11月，军部在武汉筹建。由豫鄂挺进纵队改编的五师是新四军七个主力师之一，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委，长期战斗在鄂豫皖地区，其根据地称为中原解放区。

日寇投降后，横亘在国民党军由大西南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兵的咽喉要冲上的中原解放区，成为蒋军进犯的首要目标。为夺取这一战略枢纽，双方都在调兵中原。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127万人，兵力对比为3.4:1。

国民党方面的部署

先了解一下国民党军的指挥体系。行营是一个古老的名词，一般指皇帝出巡时临时建立的驻跸处所、或统帅出征时办公的营帐。行辕指旧时高官的行馆。国民政府设置的8级军事指挥机构中，级别最高的第1级为总部，有时也称为“剿匪总司令部”简称“剿总。”第2级为行营和行辕。行营和行辕都是军事委员会的派出机构。简称绥署的绥靖公署为第3级。所谓绥靖，意为保地方平安。

在河南，成立被称为“四大绥署”之一的郑州绥靖公署。与此同时，将驻扎武汉的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扩编为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和河南南部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郑州绥署和武汉行营这两个指挥机构成立前后，反动当局先后将第1、第5、第6、第9、第10共5个战区的26个正规师并9个游击纵队调集中原，以郑州绥署主任刘峙为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主帅，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协助。

郑州绥署在河南信阳、潢川、商城、湖北宋埠等地设置了5个前线指挥所，其中花园前线指挥所属武汉行营，由周嵒任总指挥。

中共方面的部署

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中)、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右)、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左)

1945年10月30日，中央决定将8月刚建立的鄂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共中央中原局，郑位三代理书记。

从延安出发、经湖北通城入湘的八路军359旅（又称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湖南省平江县改称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该军此时已前出到湘南粤北拟建立广东五岭抗日根据地，因日本投降，形势变化，根据中央电令该军北返，途中遭余汉谋部、薛岳部围追堵截，与之激战，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打响了湖南解放战争的第一枪。胜利北返抵鄂后，在湖北省黄陂县孙家畈撤销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番号，恢复359旅番号。1945年10月24日，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八路军359旅王震部、八路军嵩岳军区王树声部和王定烈冀鲁豫水西8团，在河南桐柏地区胜利会师，组成下辖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和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的中原军区，军区司令员李先念。

中央军委总的意图是：拥兵6万的中原解放军应尽可能拖住更多敌军、尽可能坚持得更长久一些，为各解放区应对蒋军进攻赢得时间。

敌三十余万重兵，先后攻占我鄂中、襄南、鄂东、鄂南、豫中和豫西广大地区，构筑六千多座碉堡，将我中原部队逐步压缩围困在方圆仅二百里狭小的湖北宣化店地区，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三斗坪的过客：南方局在行动

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党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1947年调整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领导长江以南党的各项工作。

突围之前，我中原部队有许多来自四川各校的名牌大学学生和少量高中毕业生。名牌大学学生怎么会出现在野战部队中？这一切还得从南方局号召说起。

1944年9月，当局鼓动知识青年参加青年军。《中央日报》还发表《大时代的百万雄狮》社论推波助澜。为了争夺知识青年，周恩来指示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采取公开号召和秘密组织相结合的方针，号召爱国青年赴解放区参加战斗。青年组专门成立了由朱语今、张黎群负责的小组承担发动和输送工作。1944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社论中，呼吁沦陷区青年“回乡抗战，就地抗战，”继而发展成在四川各校广为传播的“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的号召。

从1945年春开始，由青年组张黎群负总责，增派重庆中央大学地下学运组织“据点”负责人吴佩纶和刘晴波（刘宪贞）、复旦大学“据点”负责人杜栖梧（许鲁野）、武汉大学“据点”负责人陈荷夫等人，在重庆及沿线建立到中原的输送站。史地系学生刘晴波等人还沿途探路，开辟了多条从重庆到中原的路线，建立了交通站。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从重庆乘船到三斗坪，转湖南津市，再经藕池口到古长堤，过“三不管”地区进入解放区。南方局交通组特意在三斗坪开设了衡昌盐号作接应。包括武汉大学学生陆菊如（陆方）在内的五百多名大学生通过三斗坪等交通站进入中原解放区。

就在双方军事调动的同时，各级中共组织也在布局中原。从1945年10月开始，南方局派遣干部进武汉，重建长达7年日伪统治期间已不复存在的地下党组织。至1946年4月，先后派遣曾惇、陈克东、刘实分别率领的党员干部和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到武汉开辟工作，史称“三路人马进武汉。”迟至1947年10月，才同时建立了曾惇任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工委和刘实任书记的中共武汉市工委。

情报战：鲜为人知的刘实情报小组

（上海局武汉市工委书记刘实）

南方局青年组派往中原解放区的刘绵走到湖北巴东时，因地下联络点撤换，进退不得的他只得暂时投奔与其父亲有世谊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开赴武汉受降后，随孙长官转到设在汉口球场街上智中学（现武汉第六中学）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刘绵就这样鬼使神差般地打入了华中数省敌最高首脑机关并任监印官，行营一切文件都要由他过目并登记在册，盖印后再分有关长官批阅，由此掌握了武汉行营的全部机密。青年组负责人朱语今派老红军谢速航（吴平）与刘绵联得联系，将他的关系转给刘实。

第一次采取人工方式送情报。刘绵在电影院把情报交给刘实，刘实转地下党联络员岳健中，岳装扮成美国新闻处图片部工作人员，将情报藏在鞋跟内，只身穿过封锁线送到中原军区司令部。

1946年4月，国共双方和美国方面三方人士组成的、意在调停国共中原冲突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抵达武汉。第二次是通过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驻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吴显忠，以公干为由到德明饭店交给第9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的。

来自武汉行营的情报引起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高度重视。随即，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吴德峰的领导下，建立了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刘实情报小组。小组成员有刘实、刘绵、岳健中、陈枫（打入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的地下党员）、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马寒冰5人。

（打入武汉行营的地下党员刘绵）

情报则是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通过设在汉口胜利街隆茂洋行内的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的秘密联络站转交的。先由刘绵将手抄情报交给刘实，刘实交给岳健中，岳健中用绘图钢笔将情报抄在薄纸上，然后一张张卷起藏在红金牌香烟里交给陈枫。陈枫将红金牌特殊香烟同前门牌普通香烟一齐装在烟盒里，马寒冰来美国新闻处图片部时，当着美国人的面，递过烟盒请他抽烟，马寒冰只从烟盒中拿红金特殊香烟，点火抽了两口后说：“口太干了，等会再抽。”把烟灭了装在自己的烟盒里。有时，陈枫将情报藏在火柴盒的夹层里。马寒冰抽烟时向陈借火柴，他擦一根火柴后顺手把火柴盒收到口袋里。办公室没有人时，马寒冰拿到装有情报的红金香烟，就直接装入自己的烟盒里。马寒冰取回情报，交给第9执行小组中共电台发出。

刘实情报小组提供的情报，包括作战计划、进攻时间、敌军数量、番号、兵种、武器装备、驻防地点、军用电报密码、随军特务名单、抓捕地下党员黑名单、军运计划等绝密最新作战计划。为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在敌军总攻前4天先敌突围提供了决策依据，为作出分路突围的具体部署提供了参考。

（刘实情报小组联络员岳健中）

1946年春夏之交，武汉行营改为武汉行辕，程潜任主任，孙蔚茹任副主任，办公室迁至汉口华商街有4个混凝土门柱的西式洋楼、即华商总会大楼内，由武汉行辕警卫团严守。一年后，武汉行辕改为管辖湖南和江西两省的长沙绥靖公署，刘绵随程潜主任南下长沙，党组织关系转地下党长沙特别支部。岳健中也改名张立武转长沙特支。

解放战争时期，湖北地下党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当属刘实情报小组从武汉行营搜集并送出的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军的军事情报。刘实情报小组的历史地位似应获得更高的评价！

军事调处之一：战争与和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舆论强烈要求和平，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内战也面临许多困难。鉴于此，国共双方签订了体现和平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

中共方面与国民政府的中原停战谈判主要是分四条线同时进行的。第一条线是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第二条线是由中共周恩来、国民党张治中和美国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第三条线是依托军调部的三方协商；第四条线是中原军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武汉办事处与武汉行辕的协商。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证章）

1946年1月，国、共、美三方人员组成军调处。同月，中共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签署停战协议。4月，军调部派出由三方人员组成的第9执行小组（又称汉口小组）和第32执行小组（又称宣化店小组），分赴湖北调处中原冲突，分别签署了《罗山协议》《呂王城协议》《汉口协议》《宣化店会谈公报》。协议的签署推延了内战爆发的时间。

为信守协议，中共方面拟作出重大让步：在适当的时候撤销中原局，改为职权更小的中共湖北省委；待主力部队合法转移后，湖北省委赴武汉办公，留下的部队编入地方保安团等。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忍让不屑一顾，叫嚣“3个月内消灭共军。”

为此，中共中央在1946年2月14至16日致中原局的电报中指出：中原军区部队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中央认为：“大打后，估计六个月时间内，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由此可见，战与和、谈与打始终贯穿中原突围大战前后。即便在中原部队突出重围一个月后的1946年7月27日，三方代表仍签订了《老河口临时停战协议》。

在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边谈边打的大形势下，中原突围之战打打停停。直到突围大战近两个月后的8月24日，国民党当局才撕下“假议和、真内战”的面具，由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单方面宣布《老河口临时停战协议》失效，并拒绝再作任何调处。第9和第32执行小组撤离，中原停战谈判破裂。残酷的反清剿战开始了。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离开驻地南京梅园新村返回延安。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美国代表辙出军调部。第二天，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军调部。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内战全面爆发。

军事调处之二：毛泽东侄子失踪之谜

《老河口临时停战协议》条款之一规定：李先念部须于1946年8月9日午夜以前派代表到西安与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或32执行小组会谈，商讨停战具体实施办法。

第32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任士舜一到西安，即被国民党军警层层包围，中共18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李先念代表周子健无法与两个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取得联系。为便于国民党方面调动军队争取时间，将违约责任栽倒中共头上，国民党代表曾以电台损坏为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络，一度造成第9执行小组失踪之谜。西安谈判陷入停顿状态。

（毛楚雄烈士）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局部和平，不给对方以开战口实，8月6日，中原军区参谋长王震决定改派在第9执行小组工作过的干部旅旅长张文津作为谈判代表，偕译员吴毅（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化名）、警卫员李信生（中原军区机关干部毛楚雄化名），携军调部证件、佩戴其标志符号，由熟悉地形的陕西籍战士肖善义作向导，一行4人从陕西省镇安县杨泗庙出发步行去西安谈判。途经宁陕县江口镇时，4人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无理扣压。中共中央闻讯后十分重视，周恩来、叶剑英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予以谴责。胡宗南则矢口否认。随后，中共谈判代表离奇失踪了。由于毛楚雄是毛泽覃的儿子、毛泽东的嫡亲侄子，特殊的身份，使中共和谈代表失踪一事凭添了许多神秘色彩，成为军史上的一大悬案。

直到38年后的1984年，失踪之谜才得以破解。

中共宁陕县委、商洛地委党史办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委会组成联合调查组，通过查阅敌伪档案、解放初期的审讯记录和实地调查，通过前国民党乡保人员和民团成员的指认，终于揭开了历史真相。

1946年8月10日，国民党61师181团4连连长李清润，在宁陕县江口镇发现张文津等4人路过，遂将他们截押在团部。蒋介石极不愿意掌握国民党发动内战实情的中共和谈代表出现在西安的谈判桌上，遂密电胡宗南“迅速解决。”181团团长岑运应按胡宗南电示，命令4连连长李清润“就地秘密处决。”李与地方乡保人员将张文津等4人活埋在江口镇城隍庙石坎下。

（董必武（前左）与“解总”工作人员合影）

反围困反封锁之一：救济机构在行动

敌军对中原解放区的围困与封锁，主要集中在严控非战斗人员外送和粮食内运，反围困与反封锁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突围前后，各级党组织对外转送人员工作都作了相应的安排。这是无人系统提及、但确系中原突围整体战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英文缩写UNRRA，中文简称“联总。”总署设在美国华盛顿的这个联合国并非有5个常任理事国的那个联合国。1945年1月，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英文缩写CNRRA，中文简称“行总。”总部初设重庆，后迀上海，代表当局与“联总”对接。此外，根据地也配套设置了董必武任会长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办事处设在上海。

湖北善后救济机构

湖北省设有三个善后救济机构：一个是主管湘鄂两省的“联总”汉口分署，署长是美国人沙克诺夫；另一个是专管湖北省的“行总”湖北分署，署长是留美银行家周苍柏；还有一个是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建立的“解总”中原分会。“行总”内部，除抗日战争时期在汤池训练班即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署长周苍柏外，还有副署长杨显东、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吴显忠等中共地下党员和一批进步人士。

能否获得外界援助，是中原解放区赖以坚守的关键因素之一。按照章程，“联总”对救济物资的分配，应不分政治派别予以公平援助。在中国，98％的物资分给了国民党统治区，2％的物资分给了解放区。显失公正的分配，不仅引起“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抗议，也引起了“联总”在华工作人员的不满。分属14个国家的300名外籍官员联名致函总署署长菲奥雷拉·拉瓜迪亚，抗议国民党当局将救济物资当作政治武器。60名在华高级官员作出决议，抗议当局歧视解放区。

在这种大背景下，救济系统的中外进步人士采取行动，将一整列装有面粉的火车开往距宣化店仅40里的京汉铁路杨家寨火车站。解放区军民昼夜抢运。当局赶来制止时，面粉已搬运一空。这批980多吨救济面粉暂时缓解了饥荒，使中原部队多坚持了三个多月。

宣化店办事处与南田善后救济医院

湖北宣化店是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所在地。“行总”湖北分署在宣化店设置了两个慈善机构。一个是设在礼山中学内的宣化店办事处，另一个是南田善后救济医院。为了解决部队人员没有合法身份的问题，中共地下党员、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吴显忠将他们化装成在医院住院的病人，象征性地审核一下再配发相应证件。这类证件有三种：一般人员发放《难民证》和办事处自行印制的《办事处证明书》；边区党组织指定的较高级别的人员，则使用从分署带去的《分署证明书》。取得证书就获得了在国统区通行的合法身份。先后有五百多人通过宣化店办事处转移出去了。

武昌难民招待所

是隶属于“行总”湖北分署的收容救济机构，主任汪德彰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大后方来武汉的难民都要持避难地颁发的原始难民证到难民招待所登记处审核，重新审核无误后方能领取新难民证。汪德彰利用职权，发新难民证给中原解放区来的人，许多特殊“难民”就是经由这条渠道成功向外转移的。

其他渠道

按周恩来与国民党和美方达成的协议，中原军区卫生部护送一千名伤病员和一批混杂在伤病员当中的干部，从湖北广水火车站乘火车经河南安阳合法转移到了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原军区交际处、江汉二地委城工部、江汉三地委城工部、北山工委、武汉行辕新闻局巡回工作第二队（又名演剧六队），也承担了向外转移负责干部家属和掩护失散突围人员的任务。

据文献记载：通过各种途经，先后复员、转移近万名战士和上千名干部，保留了革命力量。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