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为何不怕中统，而畏惧军统？

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构形成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进行所谓“清党运动”，大肆迫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为执行这一政策，早期特务组织随之建立并不断发展演变。蒋介石运用特务组织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与其早期经历与性格有关。他固执、倔强、多疑，并且深谙权谋之术。因此，从一开始，他就采取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方针，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分为两个派系分别管理，从而互为补充、互相钳制，以便利用其内部矛盾冲突达到更好地控制效果。国民党特务机构存在二十余年，从初期的调查科、密查组到中统与军统，再到后来的党通局和保密局，经历诸多发展演变。虽然名称和组织形式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掩盖不了这些组织机构一直从事搜集情报、其他反对势力的行径。

国民党早期特务机构

早在1926年，陈立夫、陈果夫就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央俱乐部”的小团体，因“中央”与“俱乐部”两个英文单词的起头都是C，而二陈姓名拼音字母开头也是C，因此被人称为“CC系”。“CC系”作为一个政治派系，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为了掌握党内动态情报，1933年前后，二陈成立了“青白团”“同志会”两个小组织，开始做情报工作。因二陈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这两个组织名称及活动亦不对外公开，社会上鲜有人知，遂一概以“CC”称之。到1938年3月，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这两个组织才宣布解散，CC因而告终。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受到国民党内部汪派及桂系的共同攻击，急于用非常手段对付政敌，于是令胡靖安在上海成立“黄埔同学联络小组”，从事联络黄埔同学、搜集各方情报、监视部队的工作。该小组可谓蒋介石特务机构的肇始，戴笠即为其成员之一。同年9月，因蒋介石下野东渡日本，小组停止活动。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任命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接替胡靖安负责“黄埔同学联络小组”的工作。

1928年2月，蒋介石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决定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负责党务情报搜集工作。陈立夫、张道藩、叶秀峰先后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调查科设采访、整理两个股，前期主要以搜集各派系党内情报为主。1930年，又增设“特务组”“言文组”。其中“特务组”负责针对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情报搜集等反共活动；“言文组”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报纸杂志、进步刊物，以便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最新动态。在徐恩曾的直接领导下，发生了1931年的“顾顺章案”。在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多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破坏，200多名中共党员先后被捕，幸亏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及时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周恩来等主要领导才幸免于难。

1931年底，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工作，令戴笠建立“密查组”，隶属于总司令部。胡宗南将其在南京城内鸡鹅巷53号的一处住宅赠予戴笠作为工作场所，周伟龙、张冠夫、胡天秋、马策、王兆槐等人便成为戴笠身边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戴笠最早的发家班底“十人团”的成员。自此，戴笠的特务工作与以前相比，有了固定的经费拨付、人员配额与工作场所，开始经营正式的军方特务组织。

复兴社与军委会调统局

1932年3月，蒋介石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由他任社长。因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希特勒的“褐衫党”，成员均着蓝衣，因此又称“蓝衣社”。复兴社下设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干事会下设人事、组织、训练、宣传、特务、总务等处；监察会下设书记、调查、审核等处。其中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后来成了扩组军统局的基础。特务处的主要任务：一是情报工作，二是策反工作，三是监视、绑架、暗杀等行动工作。

复兴社成立月余以后，在内部又成立了力行社，其名称来自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一语。力行社核心人物多毕业于黄埔军校，成员须经蒋介石亲自审批，故人数不多，仅50多人，核心成员13人，即所谓“十三太保”。力行社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拥护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并建立蒋介石的嫡系军官，进而以建立蒋介石“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为目标。由此可见，复兴社虽然从事了大量的特务工作，但并非纯粹的特务组织，而是一个巨大的法西斯政治团体，蒋介石以此聚集军界青年力量，巩固统治地位。

在戴笠的特务组织迅速发展之时，CC系二陈也授意徐恩曾伺机扩大自己的特务组织，在南京筹建“特工总部”。“特工总部”是在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CC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特工总部”成立后，即在各省市、各党部内成立“特务室”，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秘密“行动区”。徐恩曾大批培训特务人员，实行“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大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

1932年9月，蒋介石欲把戴系和陈系的特务组织统一管理，成立了以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但这与后来以戴笠为头子的军统组织是两码事，其基本构成主要是未来的中统班底。军委会调统局组建了三个处室，任命徐恩曾为特务一处处长；戴笠为特务二处处长；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后由金斌继任，掌管通信、密码等事宜。军委会调统局的成立，为日后的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与军统系统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务制造了1933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杀案；1934年的著名报学家、爱国人士史量才被杀案；威吓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暗杀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等罪恶活动。

1937年9月，蒋介石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指示：“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即CC系）、同学的（即复兴社）和改组派（即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于是在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包罗党内的一切小组织。同年秋，迫于“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复兴社正式解散，其成员完全并入三青团充作骨干力量。三青团成立之初﹐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活动以控制青年运动。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了国民党的反共工具。直到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统一”，将三青团并入中国国民党。

中统与军统

1938年，随着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军委会调统局日益成为一个空头的汇报机构。蒋介石借口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为了防止敌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把原有的军委会调统局改组。原军委会调统局的三个处扩大为三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是隶属于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是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是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特检处（主管邮电检查）。至此，中统与军统正式分家。

中统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局总部设于重庆，同时在全国各省市公路、铁路设置调查统计室，并以各种名目和形式发展组织。中统特务分调工、党员调查网、通信员、外围分子、特情五类，除外围分子外，合计在20万人以上。从1939年到1942年，中统局本部内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不断调整，扩大成为三组、三处、五室、四会，已经成为庞大复杂、人员众多的特务机关。

徐恩曾、顾建中还亲自主持掌握了一个叫“生庐”的机构。该机构由少数曾任国民党党部委员的中统高级特务（10人左右）组成，专门担任对共产党的阴谋破坏和技术研究。恶名昭著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由中统在1939年倡议和起草的。主要内容即限制共产党的活动，镇压人民抗日爱国运动，保卫、封锁敌后解放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行动，其中1939年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就曾计划使用“美人计”刺杀汉奸丁默邨。

军统名义上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任局长，实则由任副局长的戴笠掌握实权。军统在抗战时期发展到鼎盛，除在各地设有办事机构外，还密切掌控着全国的警政机关，并拥有“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等特务武装，势力盛极一时。戴笠还先后掌握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

抗战以来，军统采取秘密杀害、绑票、搜捕等方式出掉汉奸和对立将组织。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军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敌后游击活动。例如：先后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精心策划在越南河内刺杀叛逃的汪精卫，但其结果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

中统与军统虽然都是蒋介石领导的特务机构，但他们的内部人员不允许相互流动，彼此互相攻击、争功邀宠，导致矛盾很深。蒋介石也很清楚他们之间的矛盾，因此曾经对中统和军统的工作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凡属于军队、军事学校、兵工厂以及直接属于后勤方面的军需用品工厂等，一律属于军统的工作范围；凡属于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等，一律属于中统的工作范围。虽然分工明晰，但他们都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并未真正按照分工行事。在中央一级，两局摩擦还是暗的，在地方上则经常发生公开的争斗。

党通局与保密局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被迫同意于1946年1月11日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宣布“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然而不久之后，中统又连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南京下关事件”等，遭到全国舆论界的谴责和抗议。

1946年3月，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坠机身亡，由郑介民继任。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由军事委员会第二厅与军统局合并组成国防部二厅，郑介民任厅长。军统局随之改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任局长。1947年，迫于内外矛盾，蒋介石下令撤销中统，但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始，决定将中统的主要部分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由叶秀峰任局长。

1948党通局再换招牌，改组为“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内调局在广州仅存4个月，由于解放大军南下，便将所属人员部分送往台湾，另一部分到重庆负隅顽抗。后除少数骨干分子飞往台湾，余均落网。至此，存在大陆20余年的中统特务机构宣告彻底覆灭。

1949年初，蒋介石败局已定，为图东山再起，设计了“真假保密局”的骗局。蒋介石令毛人凤把保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为应付李宗仁代总统，另拨几十个人组成假保密局，让原副局长徐志通任公开的局长。成都解放后，假保密局宣告终结。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一部分军统分子留在大陆进行暗杀、破坏、情报等活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军统所为。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军统特务在大陆基本被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