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家族在合肥就是天，李家杀人后巡抚说了句公道话，马上降职

在《清史稿·循吏传》中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清官”孙葆田，此人是山东荣成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乡试中举后被调到安徽合肥当知县，要知道，当时合肥这个地方实在不好混，因为那是当朝第一重臣李鸿章的老家，有所差错便会招来是非。

孙葆田到任以后，就在合肥县衙的大堂上挂出一幅对联，曰：“合则留不合则去，肥吾民勿肥吾身”。合肥的老百姓对于这位父母官很看好，因为之前的县令都是李鸿章家族的“家奴”，一心一意只为李家服务。

孙葆田和李家其实交情也不错，当年，孙葆田还在读书的时候，李鸿章便向山东巡抚丁宝桢推荐了他，让他出任求志书院的院长，后来，孙葆田出任宿松知县。

孙葆田的前任知县因为专门为李家服务，招致全县百姓不满，很多人频繁上访，民意沸腾，搞得两江总督曾国荃与安徽巡抚陈彝头疼不已。曾国荃与李家是生死交情，肯定不好意思撤换维护李家利益的知县，然而，面对如此全然不顾地方利益的官员，也不能一点也不管。

想来想去，曾国荃认为孙葆田和李家有交情，为官的口碑也不错，应该是合肥知县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孙葆田被调到合肥，曾国荃希望他即不要得罪李家，又能体恤当地百姓。但是，李家和当地平民之间的冲突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孙葆田要想两面都讨好，的确不容易。

李家在合肥的主要产业一是地产，二是典当，经营的也是放贷和收租。光绪十四年，佃户欠了李家的租，李家人便上门讨要，一言不合，李家人竟然将佃户殴打至死，事后，佃户的妻子将李家告到县衙。孙葆田接到状子后，马上升堂问案，命衙役传令被告上堂，然而李家人却置之不理，连县衙都懒得来。

孙葆田见状大怒，问手下书差：“凶嫌是李家人，客气请他前来对质，并不刑讯，因何不来？”书差答：“犯罪之人李天钺可不是一般人，他的伯父是李鸿章。”李天钺其人是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之子，通过捐输得到郎中一职，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了一个官，属于典型的高干子弟。

按照制度，李鸿章是朝廷重臣、中央官员，不能直接指挥知县，就算是李鸿章本人在合肥，也得接受知县的管理。李家人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最后还是交出了李天钺，当然，李家背后运作也悄悄开始了。

第一，贿买原告。这一步棋伤害极大，一旦原告翻供，不仅罪犯可以逃法，办案的孙葆田也将受累，轻者革职，重则治罪。因此孙葆田办起事来尤其小心谨慎。

孙葆田将佃户的妻子找来，问她是要发财呢，还是要伸冤？结果佃户妻子回答，我难道不知道李家有钱吗？要发财，还来告什么状。这一招不灵，于是孙葆田便让自己的夫人同佃户妻子“同寝食”，不让她与李家接触，以免招惹事端。

第二，托人从中和谐。李鸿章从直隶派来幕宾到了合肥，从中调解此事，赋闲在家的前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也亲自出马为侄子开脱。孙葆田此时面临的压力十分巨大，一边是李家，一边是民众，但是最终孙葆田还是向李家妥协，没有判处李天钺的杀人罪。

至于李鸿章是如何运作的，其细节我们自然是不知道的，只知道安徽巡抚陈彝说了一句“此案不能轻撤”，随后便被解任，补顺天府尹，从从二品降为了正三品。

至于孙葆田，他心里还是想为民伸冤的，只是案件层层上报，处处受阻，经年累月，始终不能定案，转念一想，县官终究敌不过中堂，于是建议佃户妻子撤诉，收下了李家的赔偿，他自己则心灰意冷，挂印还乡。